问题—— 科技创新加速、公共议题日益专业化的背景下，科学传播既是连接科研共同体与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也是公共政策讨论、风险沟通与社会动员的关键环节。但现实中，一个矛盾愈发明显：科学知识普及程度提高，并不必然带来更一致的科学态度或更稳定的社会共识。针对健康、环境、能源等议题，反而常因立场对立、情绪扩散和信任分化出现“越说越不信”“越懂越极化”等现象，进而影响政策执行与社会预期稳定。 原因—— 首先，传统传播假设需要调整。长期以来，科普工作往往基于“知识缺失”思路，认为公众疑虑主要源于不了解，只要补足知识就会支持科学。但越来越多研究与实践观察表明，态度形成并不只由知识水平决定，还受价值观、文化身份、群体归属、风险感知等因素影响。在争议性较强的议题上，知识更丰富的人群也可能因选择性信息处理而立场更坚定，反而扩大分歧。这意味着，单纯增加信息供给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信任与共识。 其次，传播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平台重塑信息流动方式，传统媒体把关作用减弱，内容更碎片化、情绪化、圈层化，算法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同温层效应。科学议题进入公共讨论后，常被简化为立场符号，争论焦点从证据转向态度、从事实转向价值判断。在“注意力竞争”逻辑下，夸张叙事、片段证据与标签化表达更易扩散，使科学沟通面临噪声上升、误解累积、谣言反复的压力。 再次，受众差异要求传播“分层分类”。公众在知识基础、信息处理能力、对权威的信任结构以及生活经验等差异显著。多数人在接触科学信息时更依赖启发式判断，例如更看重信息源可信度、周边群体态度与道德直觉，而非完整理解技术细节。若忽视这些心理与社会机制，传播容易出现“信息到达但理解未达”“解释更充分但接受更困难”的情况。 影响—— 上述因素叠加，使科学传播目标从“传递知识”扩展为“建立理解、形成信任、促进理性协商”。若缺乏系统研究与方法支撑，传播实践可能陷入三类风险：一是沟通投入与社会收益不匹配，科普资源被低效消耗；二是争议议题被情绪裹挟，社会分化加剧，政策沟通成本上升；三是当科学与民生高度对应的时，错误信息可能引发行为偏差，影响公共安全与公共健康。在科技竞争与治理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当下，科学传播质量不仅关乎传播效果，也关系社会治理能力与创新生态建设。 对策—— 面对上述挑战，越来越多观点主张将“研究”和“实践”同步前移：一上发展“科学传播的科学”，把科学传播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方法，系统揭示公众如何接收、理解与回应科学信息，识别影响信任与态度的关键变量，形成可验证、可复用的规律性认识，为传播策略提供证据基础。 另一方面推进“科学的科学传播”，即具体传播工作中引入科学方法与评估机制，使传播从经验驱动转向证据驱动。可从以下上着力：其一，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分层传播方案，围绕不同群体的关注点与认知负荷设计表达，避免“一种话术通吃”；其二，提升信息源公信力与透明度，重视不确定性表达、利益相关披露与过程性说明，减少“被营销”“被操控”的疑虑；其三，优化议题框架与叙事方式，将科学事实与公众关切的生活场景、风险收益与伦理边界结合，增强可理解性与可讨论性；其四，完善效果评估与纠错机制，对传播触达、理解程度、态度变化与行为影响开展数据化评估，形成可迭代改进的闭环；其五，强化媒体、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与平台的协同治理，完善辟谣与权威发布机制，压缩错误信息传播空间。 前景—— 从长远看，“科学传播的科学”提供规律与工具，“科学的科学传播”推动落地与改进，二者相互支撑，有望促使科普传播从“讲得多”转向“讲得对、讲得清、讲得可信”。随着公共议题的科学含量持续上升，科学传播的专业化、制度化将成为趋势：传播人员需要更强的证据意识与受众洞察能力，科研机构需要把公众沟通纳入科研治理，媒体需要在速度与准确之间建立更稳定的专业标准，平台也需要在算法与公共利益之间承担更明确的责任。通过持续的实证研究与实践迭代，科学传播有望在复杂舆论环境中增强韧性，推动理性讨论与社会共识形成。
科学传播的创新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双轮驱动。建立“科学传播的科学”研究体系，推行“科学的科学传播”实践，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选择。这不仅要求传播者更新观念、改进方法，也需要学界、业界与政策制定者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科学传播效能，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信任，为科学更好服务社会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