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增长回升之下仍存结构性矛盾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电动化进程明显提速，商用车作为物流运输、城市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载体，正经历从“量的恢复”向“质的提升”转换。数据显示，近一年我国商用车产销规模回升至400万辆以上，出口首次突破百万辆，内需市场也呈现回暖态势；其中新能源商用车增长更为突出，销量占比提升至约22%，显示行业电动化已进入加速阶段。 但同时，行业深层矛盾并未消解：一是利润空间被持续挤压，部分企业陷入以降价换份额的竞争逻辑；二是供应链账期等问题反复出现，影响产业链稳定预期；三是多场景、多用途决定了商用车转型路径更复杂，技术路线、基础设施与运营模式尚需协同完善。 原因——场景差异与转型投入叠加，倒逼产业生态重塑 业内分析认为，商用车面临的转型难度显著高于乘用车。其运营场景覆盖公交客运、城市配送、干线物流、港口矿区等多类环境，对续航补能、载重效率、全生命周期成本、安全可靠性提出差异化要求。由此带来多技术路线并行：纯电动已成为主流方向，但氢能、甲醇等清洁能源在特定场景具备潜力，需要持续研发和规模化验证。 此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需要高强度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配套，短期内对企业现金流与盈利能力形成压力。在市场需求波动、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企业选择以价格战争夺订单，继续放大“内卷”效应，也使供应链资金周转承压，账期问题更易显性化。 影响——关系“双碳”目标落地与物流成本竞争力 商用车是交通领域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其转型成效直接关系“双碳”目标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实现速度。若行业陷入低水平竞争，不仅会削弱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也可能造成产品质量与服务体系波动，影响道路运输安全和社会运行效率。 从经济层面看，商用车含有生产资料与民生物资的流动效率，其能源结构与智能化水平决定物流成本边界。绿色化、数智化若能真正落地，将在降本增效、提升安全、改善城市运行质量各上释放综合效益，并为我国商用车海外市场竞争中提供新的“价值标签”。 对策——以“多路线减碳+场景化智能+生态治理”构建闭环 在会议上，付炳锋提出，绿色减碳与智能化将成为商用车产业转型的“双引擎”，并指向“十五五”时期的突破路径。 一是以多技术路线合力推进减碳。针对商用车应用差异，应坚持因地制宜、因场景施策：在矿区、港口等封闭或半封闭场景，可优先推广纯电动与氢能技术，以更好匹配固定线路和补能条件；面向长距离干线物流等场景，可探索混动与清洁燃料等组合方案，兼顾能耗、补能与运营效率。 二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体系。推动碳足迹核算向制造、使用、回收全链条延伸，完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与标准衔接，促进资源循环和成本下降，形成“用得起、用得稳、回收好”的产业闭环，推动商用车在交通领域率先实现碳达峰。 三是以数智融合释放运营价值。商用车智能化不应停留在技术展示，而要以安全与效率为导向实现规模化应用：在矿区、码头等相对封闭环境，高等级自动驾驶已具备推广条件；在干线运输领域，辅助驾驶可缓解疲劳驾驶、提升行驶稳定性；在城市配送“最后一公里”，智能调度与车路协同有望提升周转效率、降低空驶率。应发挥我国在5G、车路云一体化等上的基础优势，推动商用车与智慧物流、智慧城市联动发展。 四是以生态治理遏制无序竞争。业内普遍认为，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产业链协同机制，通过强化合同履约、改善账期结构、推动供需对接等方式，提升产业链韧性，避免以牺牲长期投入换取短期份额。 五是以国际化布局打开增量空间。付炳锋表示，商用车“走出去”需坚持长期主义，推动技术与产品同当地法规、道路条件、能源结构相适配，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和民生需求。行业组织也通过展会与对接平台，促进金融、贸易与供应链等资源匹配，助力企业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前景——从恢复性增长转向高质量跃升的窗口期正在形成 多方判断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商用车市场将呈现“需求复苏与结构升级并行”的特征：一上，更新置换、绿色运输、城市治理等需求将提供稳定支撑；另一方面，电动化和智能化将加速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推动行业从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延伸。谁能在关键场景率先建立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主动。 同时，行业也将更重视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和生态协同，逐步走出低价竞争的路径依赖，形成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产业格局。
面对绿色转型与智能化升级的双重挑战，中国商用车产业需坚持长期主义，平衡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以技术创新和国际化布局驱动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政策支持与技术突破的合力推进，行业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