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常常面临危险，但他们的行动却没有被北洋政府完全遏制住。实际上，他们多次被抓、被通缉，只不过被捕得较晚，定罪也很困难。再加上身份、策略和租界等多重保护，才让他们坚持到了建党。 先给大家澄清一下：李大钊、陈独秀确实多次遇险。陈独秀1919年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关押了98天，9月17日才被保释。出狱后仍被严密监视，禁止离京。1920年初，他秘密去武汉演讲宣传社会主义，结果被湖北当局驱逐。回到北京时警察已经布控好，幸亏李大钊乔装护送才逃到上海。李大钊一直被北洋政府列为“过激派”重点监控对象。 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前被彻底抓掉呢？主要原因有几点：第一，北洋政府管控松散、执行力差。各地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北京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极弱。没有全国统一的“剿共”体系。“过激主义”是一顶帽子很难定罪。第二，陈独秀、李大钊是北大教授、新文化领袖社会声望高。第三，北大这个平台提供了保护，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自由思考。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曾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他们通过灵活策略进行传播：李大钊初期秘密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章为主演讲为辅、乔装转移避其锋芒等方法来降低政治敏感度。1920年陈独秀去上海依托租界活动时得到了租界保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治外法权北洋政府无权直接进入抓捕。 时间窗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17到1920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还是小众思潮威胁感不强但1920年秋各地建党小组成立后组织化革命化让北洋政府真正警惕起来。 总结起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是在夹缝中生存着：靠北大身份加学术包装加租界庇护加灵活策略加政府低效才把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说变成建党力量。等到建党后革命公开化才迎来了更残酷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