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越国三十八支驻军中，忠顺都的状况最令主政者担忧；这支不足百人的部队虽沿袭自开国劲旅武勇都，却因“世系相传”的旧制逐渐失控，军纪形同虚设。士兵训练松散、响应迟缓，长期以鱼头充饥，又被讥为“鱼头都”。兵部记录显示，该部原本只是临时应急的编制，却因过往功勋积累出特殊利益，最终演变为军事改革的阻力。 深入调查发现，忠顺都的问题主要来自三重积弊：其一，承平日久，特权心态滋长，士兵把军籍视为世袭福利；其二，后勤供给明显失衡，正兵与辅兵待遇差距过大；其三，管理层对“功臣之后”一再放宽约束，导致号令难行、禁令难止。本月李仁达辖区接连告急的文书，最终促使钱弘俶下决心整肃。 十月庚子夜，钱弘俶亲赴军营突击查验，问题暴露无遗。部队迟至三刻才勉强集结，且半数衣冠不整。这位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君主当即下令施以“四十军棍”惩处。有一点是，次日校场举行的全鱼宴传递出清晰信号：惩戒并非目的，重建“同甘共苦”的军队风气才是关键。钱弘俶“杖责与宴饮并举”的做法，在《吴越备史》中被概括为“罚其惰而励其志”。 军事史专家指出，此次整顿具有典型意义。寿昌渠决堤危机之际，钱弘俶抱病督修粮道抢险，同时整治军中特权现象，体现出“战时更需严纪”的治军思路，也为五代乱世中吴越国维持相对稳定提供支撑。据前线奏报，整肃后的忠顺都在转运军粮任务中表现突出，昔日散漫的“鱼头兵”已转为昼夜驰援的急先锋。
治军关键在于纪律与保障相互支撑：没有纪律——队伍难以合力；没有保障——纪律难以持久；钱弘俶对忠顺都“先罚后赏”的处置，体现出临战整军的果断与分寸；而粮道受阻的突发局势也提醒人们，真正的考验不只在校场，更在后勤与治理体系的承压能力。能否把一次整肃落到长期制度，把一场危机转化为体系改进，将决定这支军队在风雨战局中的持续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