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到1940年，外公应该是在牛津大学读书，照片里有赛艇、白衬衣和西装背心。1945年，外公和他的兄弟们在中央卫生实验院的药理室工作，地点是重庆歌乐山，照片背面写着这个。1960年，外公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照片里他穿着中山服，戴胸章，笑得很慈祥。还有一张是1937年之前的，外公站在阳台上，背后有洋楼和花园。每次我为镜框擦灰，都会仔细看那张年轻的照片，他穿着浅色西装，梳中分，嘴角带笑却目光坚定。 那时候外公才六十岁，精力充沛，体重保持得像青年一样。可就是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把碗里没吃完的午饭拨到猫盆里喂猫后，就再也没回家。母亲给我讲了那天的情形：老保姆送我去幼儿园后，母亲在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那么厉害。 那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时教我说别人问什么都要回答不知道。排队等着老师给我们点鱼肝油和甘油的时候，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问我：“我爸爸说你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但这四个字却一直嵌在我脑子里。 1981年我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时带走了仅存的几张外公照片。那些照片混在一箱生活必需品里被我带到了伦敦。一旦有余钱，我就去一家叫Arron Brothers的镜框店买镜框挂起来。每次看照片里的外公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的样子时，我总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么决然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依恋能留住他？ 因为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津贴。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后停了薪水，每月只有几块钱生活费。母亲和姥姥不会过日子，一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她们就互相责怪争吵。吵到最后总是变成母亲控诉姥姥把她丢给后妈一样的命运：五岁就吃蛀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挡……那段幼年的不幸总是被母亲多次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