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重塑全球经济；埃隆·马斯克、德米斯·哈萨比斯、穆斯塔法·苏莱曼和萨姆·奥尔特曼等科技领袖纷纷描绘一个诱人的未来：随着机器生产力释放，工作将成为个人选择而非生存必需，每个人都能获得政府提供的"普遍高额收入"。这被称为"激进丰裕"时代。 但这些承诺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 首先是所有权的不对等。这些方案中，政府只对收益进行"社会化"，而创造财富的芯片、算法和平台仍掌握在少数超级富豪手中。普通民众获得的只是津贴，而非真正的经济自主权。这本质上是一种反乌托邦——少数精英掌控AI，大多数人沦为被动的受益者。 其次是收益承诺的可信度。历史表明，一旦财富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主动分享的情况极少。当前全球企业价值已大量集中在AI公司，到真正实施普遍收入时，大量价值已转化为股权和世袭财富，难以再行分配。科技巨头今日的承诺可能成为明日的空头支票。 第三是全球发展的加速分化。大多数没有前沿AI企业的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如果这些国家的本地工作被自动化取代，而利润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国家，谁来支付这些国家民众的收入？科技巨头对此几乎未作回应，暴露出其设想的根本局限——它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中心的方案，忽视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现实。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工作价值的误读。工作不仅是获取收入的手段，更是人们参与社会、建立联系、获得尊严和自我认同的途径。失去工作，人们可能沦为旁观者——虽然物质生活有保障，却失去了被需要的尊严感。单纯的经济补贴无法填补这个精神空缺，反而可能引发社会心理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建立更加均衡的解决方案。政府和公民社会必须掌握AI发展的主导权，不能将规则制定权完全交给私营企业。一上，AI收益的一部分需要投入到照护、教育、艺术等社会领域，维持公民的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全球协调机制，防止没有AI先锋企业的国家成为自动化的受害者。建立"国际AI红利基金"值得探索——通过对最大AI公司利润征收适度税收，为受自动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 这些改革虽然在政治上难以实现，但它们直指核心问题：谁为自动化的社会成本买单？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所谓的AI乌托邦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梦想。
技术进步应该拓展人的自由与发展空间，而不是把多数人置于被动等待的"配给式未来"；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治理、国家能力与全球合作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决定"丰裕时代"是更普惠的公共福祉，还是加剧分化的结构性风险。面向未来，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更强的工具，而在于是否建立起让工具服务于人的制度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