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钱易带着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感悟回到了清华大学，把可持续发展当作了自己的新课题。为了让更多学生了解这一理念，她连夜撰写提纲、自编教材，把这门课程给开设了出来。2013级的本科生林楚佩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十个字”就把大家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现在这门课已经成了必修课，400人的阶梯教室常常爆满。学校担心她的体力吃不消，就派了三位老师和她一起上课。钱易却摆摆手说：“只要还有年轻老师愿意跟我一起教，这门课就不会停。” 2015级的博士谢淘毕业时选择回江西老家做基层干部，让她感到非常欣慰。“后生可慰”比“后生可畏”更贴切。这位老人拿出珍藏的启航金奖证书说：“他让我意外，也让我骄傲。” 清晨九点，阳光洒在清华园西区那排高大的书柜上。81岁的钱易打开办公室门，笑着招呼学生们进来：“快进来坐这儿记笔记方便。”花白的头发、金丝眼镜、素色绸衫，衬得她像初秋里的一团暖意。很难想象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站在教学一线半个多世纪了。 刘延东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颁奖的时候，媒体记者高洁拍下了她的身影。1957年2月，她成为了当年全校仅12名研究生之一，从此把自己和水污染、和清华园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本科毕业答辩时，她的论文被陶葆楷先生一眼相中。原本要去兰州的她被劝报考清华研究生。陶先生批阅她的第一篇散文式论文时写下一句话：“科学需要数据说话。”这句话成了她一生的写作信条。 钱易出生在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钱穆是国学大师，母亲是小学教师。两位叔父、两位姨妈、两位舅父都在教书。“家里兄妹多，路过父亲书房都得踮脚无声”——幼承庭训的这一幕被她反复提及。抗战爆发后父亲失联了，母亲一个人撑起了十几个孩子的晚自习。邻里把无人看管的孩子送来后，十几口人的大院灯火通明。教师母亲的背影刻进了钱易的心里。 抗美援朝时期伤兵驻扎附近时，母亲义务辅导士兵文化。“看到母亲被需要”，她第一次意识到：教师是被需要的人。少年钱易暗暗立誓：也要做被社会需要的人。16岁那年文工团整编后她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时她又被选为调干生进入同济大学卫生工程专业学习。 50多年来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累计培养硕士、博士各30余名。研究领域从高效低耗废水处理到难降解有毒废水再到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都有所涉及。“做老师最大的幸福”，她说：“是看见学生超越自己。” 张载“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她给学生的期许。她常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一侧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教室：“下课铃响了”，思考才刚开始。 窗外秋阳正好书柜里的环保文献静静陈列着——它们记录的不只是学术轨迹更是一位教师与环保志士并肩前行的八秩山河。 从青丝到白发钱易把整个人生都押在了清华的三尺讲台上；81岁仍坚持实验上课出差：“到我实在讲不动的那天再说吧。” 教育部教学名师奖、央视“最美教师”、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奖项太多了让她笑称“压力山大”：“可奖项越多越提醒社会尊师重教”，“若能把聚光灯打向更多一线青年教师”，“我甘愿做背景板”。她翻开9月的日程安排出差会议上课密密麻麻：“我没想过退休”，“就这么干着吧。” 荣誉背后是压力也是欣慰：“为人师”，“为人父”，“为人友”——陶先生的三重角色让她至今难忘。“编教材只写两章封面作者栏仍出现她的名字”，“论文返回来时红笔圈点密密麻麻大到专业逻辑小到标点符号”，“陶先生带她参加每一次给排水会议会议结束必问：小钱你怎么看？”——把象牙塔里的她推向真实的社会问题。60年后当年那批学生——陈吕军汪诚文席劲瑛杜鹏飞——已成长为环境领域的骨干；“热爱我环境光大我事业”的火炬被一代代传递下去。 从家里兄妹多路过父亲书房都得踮脚无声到抗战爆发后父亲失联母亲独自撑起十几个孩子的晚自习再到抗美援朝时期母亲义务辅导士兵文化让她第一次意识到教师是被需要的人：“少年钱易暗暗立誓也要做被社会需要的人”，“这一幕被她反复提及”。 五岁那年文工团整编后她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时又被选为调干生进入同济大学卫生工程专业学习本科毕业答辩时她的论文被陶葆楷先生一眼相中原本要去兰州的她被劝报考清华研究生：“1957年2月她成为当年全校仅12名研究生之一”，“从此与水污染与清华园紧紧绑在一起”。 三尺讲台与绿色山河同在未竟的行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