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资企业在华增资扩产意愿上升，但也更加关注政策连续性、市场可预期性与准入便利化。
近年来，一些外资企业经营稳健、市场空间扩大，计划追加投资、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与成本因素叠加，跨国公司在投资决策上更强调确定性：能否进入更多服务业领域，能否在已开放领域实现“可进亦可营”，能否获得更高效率、更可预期的公共服务与公平竞争环境，成为外资关切的集中点。
原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产业体系完备，叠加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外资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基本盘”。
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
数据表明，“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前完成引资目标，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进出口、约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和约七分之一的税收，带动超过3000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成果的背后，一方面在于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在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开放稳步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提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出稳定外资预期、提升开放质量的政策信号。
影响——新一轮引资政策导向更聚焦“结构优化”和“区域协同”，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2025年12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开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总条目1679条，较上一版本实现扩容与调整，体现出明确的产业与区域导向：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重点方向，并鼓励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布局。
这意味着外资不仅是“资金增量”，更是技术、管理、标准与全球渠道的综合增量；对国内产业链而言，有利于促进关键环节提质升级、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对区域发展而言，有利于增强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协调性。
对策——以准入为牵引、以服务为支撑、以环境为保障，形成吸引外资的系统性政策组合。
有关部门明确将从三方面加快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一是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以服务业为重点拓展开放领域，推动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稳妥扩大。
更重要的是，面向已开放领域，推动“准入”与“准营”衔接，及时回应企业在落地经营中遇到的具体堵点，提升规则透明度和政策可执行性，让企业“进得来、落得下、发展好”。
二是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
围绕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多双边投资促进工作机制作用，强化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等开放平台的综合引资功能。
同步推进“投资中国”品牌建设，通过境内外投资促进活动，更集中、更精准地对接跨国公司投资布局，推动项目从“洽谈”走向“落地”。
三是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通过外资企业圆桌会议等常态化沟通机制，把企业反映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部门的“服务列表”。
围绕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外资关注的重点环节，完善服务保障体系，落实国民待遇要求，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使公平竞争成为可感可及的制度安排。
前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外资在华发展空间将随产业升级与消费扩容进一步拓展。
随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持续推进，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从成本与要素优势，进一步转向制度、创新与生态优势。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引资结构将呈现三方面趋势：一是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双轮驱动”更明显，研发设计、数字化服务、绿色技术等领域合作空间扩大；二是外资区域布局更加多元，中西部与东北依托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有望承接更多高质量项目；三是企业更看重合规、透明和稳定预期，政策落地的可预期性与执行效率将成为竞争新焦点。
对外资企业而言，把握中国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的组合机遇，持续深耕本土、融入产业链协同，将更容易在合作共赢中获得增长。
在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不仅体现了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更彰显了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责任担当。
随着吸引外资新优势的加快塑造，中国必将继续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