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治理正面临新的挑战。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日前表示将持续对校园欺凌开展清理整治，这反映出主管部门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近年来，从社会认识深化到制度完善，校园霸凌治理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数据显示，中小学欺凌事件年发生率为12.8%，传统肢体霸凌占比已降至19%，说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欺凌得到了有效遏制。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值得警惕。关系霸凌和网络霸凌占比飙升，这类隐性欺凌因具有隐蔽性强、证据难以固定等特点，往往更容易被忽视。更令人担忧的是，78.5%的霸凌事件未被正式记录，进入干预流程的不足10%，这表明大量欺凌行为处于治理的盲区。这类"软暴力"欺凌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比肢体伤害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针对此现状，全国政协委员龚卫娟提出了具体建议。她建议压实家长主体责任，对施暴学生家长推行强制家庭教育，由法院或教育部门责令家长接受不少于4课时的专业指导。这一建议有法律基础支撑。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对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接受指导后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法院可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今年初，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也包含对欺凌者家长出具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实践探索，表明强制家庭教育在法律层面已具备实操可能性。 同时，龚卫娟还建议由教育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校园霸凌界定与分级指导意见，明确肢体霸凌、关系霸凌、网络霸凌、特殊群体霸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划分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及对应认定标准，并将社交孤立、冷暴力、网络匿名造谣等隐性行为明确纳入霸凌范畴。这一建议指向了当前治理的关键短板。 然而，仅有强制家庭教育和分级指导还不够。学校和教师是否具备了识别隐性霸凌的专业能力，是否建立了分级分类的干预预案，受害者是否有畅通的求助通道，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解答。一些施暴学生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家庭问题，包括父母离异、监护缺失、家庭暴力等结构性困境，这些往往远不是几节家庭教育课所能完全解决的。 从治理的实践来看，校园霸凌问题的复杂性不容低估。它涉及家庭教育、学校管理、法律制度、社会观念等多个层面，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仅靠某一方的努力就能完全改变。当前需要的是完善法律执行主体、细化适用情形，同时加强学校的识别和干预能力，建立更加完善的举报和救助机制。
治理校园霸凌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强化家长责任到精准识别隐性暴力，从完善标准到构建快速响应机制，需要制度创新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只有凝聚各方力量，才能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