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民关系从“管”变成“共治”

在中国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叫册亨县。这里山多地少,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群众需求也是五花八门。长期以来,基层警务工作在这里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老办法靠人力干活儿太慢,城镇化和易地扶贫搬迁又让很多农民搬进了新社区,他们找不着活儿干、适应不了新生活,纠纷也变得多起来。 杨仕荣是个布依人,在2006年他结束了中学副校长的职务,报名当了警察。他把过去当老师时的沟通能力和学习计算机的本事用在了警务工作里。以前户籍管理全靠人手动干,数据统计也靠估摸着算,费时费力。杨仕荣自己设计了个电子表格,硬是把要花一周才能做完的人口年报给压缩到了一天内完成。这种“技术加实务”的办法后来成了他的看家本领。 刚当上警察那会儿,他跟着老所长去处理打架斗殴的事儿。老所长靠跟老百姓走得近、关系铁,一下就把线索给摸清楚了。这让杨仕荣心里明白,在少数民族地区光执法不行,还得当桥梁架在文化和情感之间。2019年他被调去了册亨县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高洛新区警务室,那里住着三万五千多个刚从土地上搬出来的人。大家都盼着能找到活儿干才不会挨饿受穷。 为了帮大家找工作,杨仕荣专门去对接企业、摸排岗位信息。他把数据摆到一起匹配了一下,就帮两千多号人解决了就业问题。有了工作大家心里踏实了,也就少了很多因为没钱而产生的矛盾纠纷。平时谁家吵架了、邻居有了矛盾来找他调解,杨仕荣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能在那里耗上几个小时劝个不停。 大家一开始都笑话他太啰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伯妈”。慢慢地大家就不这么叫了,这名字成了大家对他信任的代名词。在他看来这称呼背后是群众希望警察能接地气、能管事的期待,也是警民关系从“管”变成“共治”的具体体现。 为了让警务工作更上一层楼,他把信息化手段用在了户籍管理和数据统计上,把警力解放出来干别的。他还主动介入社区治理去帮忙找工作、调解矛盾。因为懂当地的风俗习惯又能讲方言沟通感情,这种“柔性警务”模式让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了保障。 现在国家搞乡村振兴战略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新机会。杨仕荣的故事告诉我们基层警察不光得管治安还得给群众服务、推动发展。以后得给他们多搞些跨领域的培训,让“警务加就业”“警务加调解”这些办法都能标准化起来变成大家都能学的经验。 还得给民族地区的民警多些激励和保障措施,让更多像杨伯妈这样的警察愿意扎根在农村服务百姓。他在这十七年里用脚去丈量民情、用嘴去化解纠纷,在技术和温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这不仅是他个人奋斗的故事更是新时代中国公务员在民族地区治理和民族团结上的生动例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上需要更多懂乡土、有担当、能创新的人把制度优势变成治理成果让平安与发展的好事情惠及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