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小说史研究蔚然成风。自1920年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问世以来，至少有40余部专著相继出版，鲁迅、陈景新、沈从文、阿英等文化名人都曾著述小说史。其中，鲁迅1925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度掀起学术热潮，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也应运而生。然而，这部1927年出版的著作长期被学界边缘化，鲜有人提及其学术价值。 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并非仓促之作。从1925年冬季开始——范烟桥历时近两年完成此书——其间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资料收集和理论思考。该著作采用清晰的体例框架，将中国小说史分为"小说混合时期""小说独立时期""小说演进时期""小说全盛时期"四个阶段，其中仅"小说演进时期"就列举了27类小说。虽然将戏曲与弹词纳入小说范畴存在分类不当之处，但其包罗万象的内容设置使该书成为理想的教学用书。 从编撰方式看，范烟桥的创作宗旨是"以时代为纲，以著作为目，而以作者经纬之"，这种体例设计在当时已属相当成熟。学者苏衍丽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撰与研究》中指出，这种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比鲁迅著作更加接近现代小说史的编撰方式，代表了章节体小说史的比较成熟形态。正因为该书的学术价值，范烟桥由中学教师晋升为大学教师，先后在持志大学、东吴大学主讲小说课程。 然而，范烟桥的身份背景决定了这部著作的学术命运。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范烟桥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初衷带有明显的派系立场。他在序言中表示，胡适、鲁迅等人采用外国研究方法撰写中国小说史，立场不够客观平和，刻意忽视了"鸳鸯蝴蝶派"的贡献。因此，范烟桥试图通过这部著作为旧派小说家"伸张正义"。 在具体评价中，范烟桥对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霣玉怨》等通俗小说进行了精到点评，肯定了包天笑、周瘦鹃等翻译家的历史意义，而对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代表人物则列举作品但不予评论。范烟桥试图将"鸳鸯蝴蝶派"立为中国传统小说的正脉，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流派一概贬为舶来品。这种意气之争虽然反映了民国文学界的派系对立，但也使该著作长期被学界冷遇。 尽管存在明显偏见，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其一，该著作厘清了白话小说的源流，确立了其本土发展脉络，为后人理解中国小说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二，书中保留了大量"通俗文学"的史料记载，这些资料对当代学者突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认识鸿沟、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范烟桥本人的学术背景和文化修养为这部著作增添了独特的学术品质。出身书香世家的范烟桥，父亲范葵枕曾中举，母亲严云珍精通文墨，尤其擅长弹词艺术。范烟桥拜国学大师金松岑为师，金松岑的教学强调勤奋与积累，范烟桥因笔下生风而被誉为"扬帆千里，速不求工"。21岁时，范烟桥向上海三大报之一《时报》投稿，被主编包天笑慧眼识中，此后他的杂文、小说、评弹等屡见各报，年产文字超过百万言。 范烟桥的才华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还涉及多个领域。他撰写的诽文"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针砭时弊，笔锋犀利。作为电影剧作家和词作者，他为周璇创作的《西厢记》插曲《拷红》被郑逸梅赞为"巧妙运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经周璇的精妙演唱而广为流传。抗战期间，范烟桥拒与日伪合作，"咬紧了牙关，束紧了裤带"，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1967年，74岁的范烟桥病逝，其一生著述极丰，却因派系标签而长期被学界忽视。 当代文学研究应当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范烟桥虽然带有明显的派系立场，但其从传统视角理解现代、为通俗文学正名的独立思考仍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该著作所呈现的旧学功底与文化才华，以及其对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都值得当代研究者重新关注和评估。
文学史的意义不仅在于确立正统脉络，更在于保留一个时代对自身文学传统的理解与争论。重读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既能了解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也能看到学术写作与社会语境的互动。对这些文本的重新发现，有助于我们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关系，让文学史呈现更真实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