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曝光的多起案例，折射出反诈执法中一些值得警惕的做法。陕西西安一名患恶性肿瘤的女性为筹集医疗费用出售劳力士手表，账户却被冻结且长期无法解封；浙江温州一位女性仅因出售二手手表，不仅账户被冻，还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遭跨省追逃；农民的卖粮款、商户的烟酒货款，也因被认定与诈骗资金有关而遭冻结。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当事人从事的都是正常合法交易，却因为收款被认定为涉诈资金而受到牵连。 反诈执法中出现“一刀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电信诈骗案件本身高度复杂。当前诈骗呈跨境化、技术化趋势，资金流转更隐蔽，执法机关在甄别资金性质时难度很大。另外，基层执法能力不均，在“不能漏线索”的压力下，容易采取更宽泛的冻结措施。这样的思路初衷是拦截风险，但结果往往让无辜的交易参与者承担成本。 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很直接。合法收入被冻结，会立刻波及商户周转、家庭开支，甚至影响基本生活。更深层的后果是损害公众对执法的信任，削弱反诈工作的社会基础。当人们担心正常交易也可能“被冻卡”，配合意愿下降，反诈的实际效果反而会打折。 面对这个问题，浙江省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方向。去年年底实施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办法》明确提出，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时限冻结资金；对商户能够证明款项系合法交易对价的，应及时解冻；对经核查不符合整体冻结条件的账户，应及时调整措施，转为限额冻结。这些规定强调在依法打击的同时，把对正常交易的影响控制在更小范围内。 实际上，涉及的制度约束并非从零开始。早在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就提出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冻结资金。去年年底，央行等三部门也发布规定，规范银行取款询问，避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盘问。多项规则的出台说明，通过制度化方式纠偏是有基础、也可推进的。 更关键的是，一些地方已在实践中建立起更高效的纠偏机制。浙江宁波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将涉企违法冻结事项从受理到解冻的全流程压缩至5个工作日。类似做法表明，只要流程设计更精细、标准更清晰，就能够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正常经营和群众生活的误伤。 当前，推动反诈执法走向更精细、更可预期，已是现实需要。这要求执法机关在法律框架内完善规则和操作指引，减少“先冻再说”的惯性做法；一线办案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也应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充分评估当事人的实际处境，配套快速纠错机制，让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在电诈治理这场持久战中，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取得平衡，考验治理能力。浙江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细化与流程优化，可以在守住群众“钱袋子”的同时尽量避免伤及无辜。当每一项执法决定都经得起法律与公众感受的检验，法治的价值才能更扎实地落实到个案之中。反诈的防线既需要果断处置，也离不开精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