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翻看这些日记时，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在对着一面镜子，看着自己从一个少年逐渐成长为老人的过程。想起那些中断又重启的片段，我就像一个在石头上磕破脚的人，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七册日记摆在我面前，一边是连续七年不间断的坚持，另一边则是接二连三中断的挣扎。 从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读书、会友、思过甚至试炼都锁进了那些方格纸里。直到我踏入燕京大学校门后，环境变得异常艰难，冷眼的嘲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恐误前途”四个字让我手里的笔再也抬不起来了。 后来我南下厦门执教集美学校，偶然翻到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就像重燃了半截蜡烛。我决定重新开始写日记，可是没坚持几天就又荒废了。看着书架上那些泛黄的书页，我心里很难过：白白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没有留下记载，实在太可惜了。 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怕自己变得平庸无奇。于是我用《论语》里的“四十无闻不足畏”给老屋取名，也给自己贴了个警示的标签。“畏无闻室”与日记再次合二为一，这成了我晚年最郑重的承诺。 那时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城工专，却因为性格不合转而学了法政；后来家贫病弱，不得不弃学回家。在脂学楼教书的四年里，我一口气讲完了《论语》《孟子》还有《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甚至连《说文》和《文选》都没落下。这些学问的“储粮仓”虽然被我写了十几册读书笔记积累下来，但因为散落各处没有整理，一度变成了沉默的宝藏。 散馆后我受项氏推荐去了上海大同大学教《易经》和《荀子》。不到半年时间，“无资格”的质疑就四起了。“被人蔑视”的感觉让我心里冰凉。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招生的时候，我冒险把《永嘉耆旧传》《敬庵文内外篇》这些自著寄了过去，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北上复试那天，校园里一片洋气勃勃的景象让我心里很不安。校长吴震春和教授马鉴、刘廷芳轮番劝我留下；同乡萧亦菊和黄道容更是用大义相责：“如果勉强再坚持几年，一定能实现理想。”正是这句话把我从回家赚钱的念头里拉了回来。 可惜的是日记又在这时中断了——那时候我正陷入一边读书一边养家的两难境地。民国二十年秋天我辞了燕大的工作去了集美中学；二十三年春天又来到杭城教书。生计渐渐稳定下来藏书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又一次把日记搁下了。 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厌心”。每次想拿起笔重新写的时候又会心生厌倦。年纪大了学问却没进步，“颇为此愳”。我开始追问自己：“想要避免无闻不足畏的讥讽，难道就不能时刻警惕自己努力振作吗？” 三十八岁那年我正式立下军令状：“愿自今日始再记日记。”我把书房命名为“修学庐”，寓意一辈子都要好好学习；把日记重新唤作《畏无闻室》，提醒自己害怕的是无声无息地老去。“事在人为”这四个字被我写在了每一页的开头：“荫甫、仲容、江都公皆可为也。”俞樾、孙诒让还有江都公仲舒三位先哲都是终身著述的榜样；而曾国藩那句“所谓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被我用红笔圈得通红。 悔恨已经没用了立誓还来得及——只要今天写下第一行字，就比昨天更接近不忘初心的自己。这两册日记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个普通学人的样子：我们在“恒心”二字上反复摔跤又反复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