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前后，一个叫何兹全的小伙子18岁，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像给他打开了一扇门，一进去就被彻底迷住了。后来到了北大念书，赶上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争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何先生说，要是掌握了唯物史观，就好比手里拿了一挺机关枪，比起用旧理论当盾牌长矛，这简直太好用了。他可不是死读书，强调一定要把理论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他觉得搞研究要两条腿走路：第一条是看问题要全面，第二条是要站在发展变化的角度去看。这种观点在他1934年写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里已经露了苗头。这篇文章后来演变成了他最有名的“魏晋封建说”，挑战了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可惜的是，这个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不太受欢迎，甚至被冷落了好多年。 何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写了好几篇重要文章，结果发表得特别艰难。特别是那篇《汉魏之际封建说》，拖到1979年才终于发出来。面对这种境遇，他一点儿也不灰心丧气。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气氛活跃起来了，他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这本书，1991年出版的时候影响特别大。 先生这辈子都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八十三岁那年他说：“择善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但他又说不能排斥新的东西。他认为真正的理论是打不倒的，学术创新离不开坚持和发展。他不仅在书斋里搞研究，心里还装着现实。他说学历史是为了服务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要让大家变聪明、素质提高。 如今咱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再看看何先生的治学道路和精神境界真是太有意义了。他用唯物史观做罗盘在历史长河里探索了一辈子才取得这么大成就，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实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