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明末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骚乱，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农民起义。我以前在网上无意中翻到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怀陵流寇始终录》。作者戴笠，可不是后来那个民国的大特务头子，他其实是吴江同里的一个落魄秀才。明朝灭亡后，戴笠剃光头发出家当和尚，后来又还俗回家了。他这辈子都没离开过江南那一块地儿。凭着这么点本地的零碎史料，戴笠就把崇祯那朝的造反故事给写了下来。打开书一看，满篇都是“流贼”、“贼氛”这些字眼，跟我们平时在课本上学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发展”完全不一样。特别是看惯了姚雪垠笔下那种文质彬彬的李自成，再看到这书里的描写，心里总觉得不太舒服。不过我也不喜欢张献忠，所以就干脆把那些坏名声都扣在了他头上，什么滥杀无辜、屠四川、沉银藏宝，考古挖出的那些银锭也像是替他承认了罪行。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京中央研究院有个叫李文治的学者坐不住了。他看到家乡那边经常有老百姓起来反官府的事情发生，就想换个角度去看晚明的这段历史。他花了十五年时间整理资料，终于写成了一本《晚明民变》。这书里头头是道地分析了从饿肚子变成流民、最后变成土匪的连锁反应。这个思路其实很简单却很要命——要是没人逼得他们活不下去，谁愿意当贼？ 其实这场民变也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的。天启七年（1627）的时候，袁崇焕刚在宁远大捷打完胜仗，陕西澄城县却闹起了饥荒。当地的知县张斗耀只顾着收税不管老百姓死活，结果被一个叫王二的“墨面人”带着几百号饿疯了的人给破了城砍了脑袋。第二年府谷的王嘉胤又跟着举起大旗抢劫富户；王二带着人马往北去会师黄龙山，“流寇”这个词算是彻底传开了。从那以后几十年里头，北京紫禁城的钟声就再也没安宁过。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查了一圈发现，闹事的不光是种地的农民。里头有土贼、有边贼、还有什么茴贼、矿贼混在一起。兵科给事刘懋说得更直白：“老百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瞎跑，事情就越闹越大。”——这话意思是说全怪老百姓无知？要是没有连年的天灾、再加派那么多税、逼反了高迎祥、开了矿占了田亩，谁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当贼？ 周星驰在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有一句台词挺有意思。故事最后苏乞儿立下大功要向康熙讨个“奉旨乞讨”的招牌当吉祥物用。康熙顺势就让他把丐帮给解散了。苏乞儿不服气反讽道：“丐帮的未来掌握在皇帝手里而不是帮主手上。要是人人都有饭吃谁还愿意当乞丐？”这笑声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穿越了三百年的历史大问题：当连吃饭都成了奢望的时候，谁不想活下去？ 李文治写完《晚明民变》那是1948年了。那时候解放军那边已经打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国民党那边节节败退。就在这年的平安夜（12月24日），蒋介石下令把上海的《观察》杂志给查封了——那个叫储平安的总编也没保住自己的平安。这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这边是忙着打江山的军政大事，那边是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边是大军在打仗推进地盘，那边是老百姓四处流浪讨饭吃。当权者只顾着自己打牌争权夺利的时候，底层老百姓还在为下一顿饭饭在哪里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