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风险形态更复杂，治理模式亟待前移。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嵌入、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极端天气与复合灾害呈多发态势，公共安全风险呈现跨区域、跨行业、链式传导等特征。
一些事故灾害暴露出隐患排查不够精细、监管执法不够穿透、基层应急能力不够均衡等短板。
如何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损失降到最低，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是大势所趋。
会议提出，以推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贯通事前预防、事中救援、事后调查评估全链条。
其逻辑在于：一方面，传统以救援处置为中心的模式在面对极端情形时成本高、代价大、外溢影响强，必须把更多资源投向源头治理；另一方面，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手段在风险监测预警、隐患识别评估、指挥调度协同方面加速发展，为“关口前移”提供技术条件。
同时，公众对安全生产、城市运行、灾害预警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倒逼治理更加精准、更加透明、更加可预期。
影响——五年成效为转型奠基，长期目标指向“韧性社会”。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应急管理工作是一个缩影，五年来风险防范体系更加健全，事故灾害损失显著下降。
这一变化意味着，风险治理从制度体系到能力建设已具备更坚实基础。
进一步推进事前预防，将推动公共安全从“单点治理”向“系统治理”延伸：在企业端，安全投入、技术改造、标准执行将更具刚性；在城市端，生命线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风险管控将更重协同；在社会端，公众安全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提升将为应对极端情形增添底气。
更重要的是，公共安全韧性提升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减少因灾致损、因险致停，增强经济社会运行的连续性。
对策——以治本攻坚和专项整治牵引，形成全链条闭环治理。
围绕2026年重点工作，会议部署多项任务，突出“抓基础、补短板、强机制”。
一是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聚焦长期反复、易发多发的深层次问题，以制度、标准、技术和管理的系统性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二是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强化从源头准入、过程管控到末端处置的责任闭环，推动监管从“分段管理”向“链条治理”转变。
三是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把防灾减灾救灾贯通起来，强化风险识别、工程治理与基层能力建设，提升综合防范效能。
四是持续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多部门会商研判与信息发布一致性，提升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打通“最后一公里”。
同时，会议提出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体系，提升应急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升级强能，建强公共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这表明，提升应急能力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单打独斗”，而要在指挥体系上强化统筹联动，在资源保障上强化统配统用，在队伍建设上强化专业化与协同化，在社会治理上强化共建共治共享。
对于超大城市、资源型地区、灾害高风险区等重点区域，还需要结合实际完善预案体系和演练机制，提高应对极端情景和复合灾害的实战能力。
前景——以“十五五”牵引2030目标，向2035体系化能力迈进。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推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全局中具有重要牵引作用，必须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到2030年，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有效建立，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要形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全面增强。
可以预见，下一阶段的关键在于把目标分解为可量化、可评估、可追责的任务清单，推动责任落实到岗位、到环节、到末端；同时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可视、可测、可控”水平，并通过法治化、标准化、数字化手段固化治理成果。
会议还提出深化“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意味着我国将更主动参与全球灾害治理与能力合作，为区域安全与发展稳定贡献力量。
应急管理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成熟和进步。
这一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长期坚持，需要在防灾减灾的每一个环节都做深做细，需要在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中寻求突破。
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将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也将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