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开学准备变成“家长任务单”。 新学期临近，一些地方家长反映，学校以“班级共建”“家校互动”等名义，要求家长到校开展教室清扫、课本搬运、物资整理等工作，甚至出现按学号轮流、指定到岗的做法。家长普遍担忧：一方面要协调工作时间，另一方面担心“不配合”影响孩子在校体验，陷入两难。对应的投诉在网络平台发酵后，引发对“家校合作边界”的集中讨论。四川郫都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已就此向学校提出明确要求，不得组织家长到校打扫卫生、搬运课本。 原因——后勤保障短板与治理惯性叠加。 梳理各方意见，此类现象并非简单的“沟通不畅”，背后折射出部分学校在后勤保障、人员配备与管理理念上的多重问题：其一，个别学校后勤力量不足，临时性任务集中在开学前，容易产生“找人帮忙”的冲动；其二，少数学校将“家校共育”理解为家长对校内事务的直接参与，甚至以集体压力替代自愿原则；其三，一些学校缺乏规范的志愿服务制度与风险评估机制，未能区分“教育活动参与”与“学校管理职责”，导致简单化、运动式安排。 影响——增加负担、损害信任，也带来安全与责任风险。 对家长而言，强制或半强制参与劳动会挤占工作与照护时间，增加隐性成本，特别对双职工家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不友好。对学校而言，将基础后勤工作外包给“家长义务劳动”，短期看似省力，长期却可能削弱学校治理能力，损害家校互信，形成“你不去就不合群”的压力场，反而不利于形成良性协同。更需要指出，搬运课本、清洁卫生等体力劳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意外，责任界定、保险保障、校方管理义务等问题随之而来，给校园安全管理埋下风险点。对学生而言，如果成人把集体事务通过“派单”交给家长完成，也可能弱化学生劳动教育与责任意识的培养，与育人导向相悖。 对策——把该由学校承担的工作“归位”，把可协同的环节“做实”。 一是明确底线与清单管理。学校开学前的环境整治、教材分发、设施检查等属于校内管理范畴，应由学校统筹后勤人员、物业服务或依法合规采购服务完成，严禁以摊派、轮值、点名等方式要求家长到校从事劳动性任务。教育行政部门可推动建立“学校职责清单”和“家校协同事项清单”，对可邀请家长参与的活动范围、流程与自愿原则作出明确界定。 二是完善后勤保障与经费统筹。对人员不足的学校，应通过优化岗位设置、合理购买社会服务、错峰安排开学准备等方式补齐短板，避免把管理压力转移给家长。对教材到校、分拣与发放等环节，可通过流程再造提升效率，如分班到包、按座位标签配送等，减少临时性搬运。 三是规范家长志愿参与机制。家长参与校园开放日、家庭教育讲座、职业体验分享等活动，有助于形成教育合力，但必须坚持自愿、适度、可替代原则，明确时间安排、服务内容与安全保障，避免“义工”异化为“义务”。 四是强化监督与反馈渠道。对反映集中的学校，教育部门可开展提醒约谈与督导检查，畅通平台投诉、校务公开与家委会沟通机制，推动问题在校内闭环解决，防止“小问题”演变为“大对立”。 前景——以协同育人之名，更要以治理能力作支撑。 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向，但协同并不意味着职责混同。未来，随着校园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后勤社会化服务更加规范、学校劳动教育课程更系统，开学准备工作完全有条件回归学校本位。同时，学校也可把“整洁校园”的教育价值更多留给学生，通过班级劳动、校园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学习规则、责任与合作，而不是以家长代劳替代学生成长。
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边界清晰、各尽其责。当学校扛起应有的管理责任，家长回归家庭教育的本位角色，孩子才能在明确规则中真正理解集体意识与个人责任。这场关于“谁该打扫教室”的讨论，本质上是对育人逻辑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回看与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