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格局转变：西征结束，南宋成为主要攻伐目标 1243年，蒙古帝国完成第二次大规模西征，拔都钦察草原建立金帐汗国；随之，大批长期征战的蒙古军队陆续东返。蒙古得以把更多兵力与资源重新投向东方战场，南宋也由此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攻伐对象。 在此之前，蒙古对南宋的进攻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多在秋季南下、短期攻城，次年春季北撤；即便夺取城池，也往往不久留重兵守备。这使得蒙古军屡次深入宋境，却难以形成持续占领。襄阳、寿春、泗州等要地，常在蒙古军撤退后不久被南宋收复并重建。此阶段的蒙宋战争总体呈拉锯态势，双方均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 二、战术革新：效仿宋军，水陆并举构建边境军事体系 随着西征兵力回流，蒙古的作战思路明显调整。在河南、安徽交界的边境地区，蒙古军不再满足于短促袭掠，而是开始驻兵守地、修缮城池，并组织民众耕作，逐步把边境经营为稳定的军事后方。 更关键的是，蒙古军在江河沿线大规模建造战船、训练水军。这意味着其在战术上迈出重要一步：以骑兵见长的蒙古军开始系统学习南宋水战经验，弥补水域作战的短板。能因地制宜调整打法，正是蒙古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五河口之战：水陆协同初显成效，多线压制迫使蒙古退兵 1244年秋，蒙古新战法迎来首次实战检验。南宋在五河口修筑防御工事不足一月，蒙古军便借助新建水师迅速南下。吸取此前在五河口与宋将刘虎交战的经验，蒙古此次采取水陆协同：以战船为推进主力，两岸配以骑步兵掩护侧翼，弥补单纯水战易受制约的问题。 南宋上，许浦水军副都统赵文亮奉命守五河口，镇江都统刘虎率水军增援。双方激战数日后，蒙古军突破防线进入淮河，但自身伤亡亦不小。濠州守将吕文德随即驰援，与赵文亮、刘虎形成三面夹击，蒙古军遭受重创，被迫撤退。 同一时期，负责京湖防线的孟珙判断蒙古主力南下导致后方空虚，遂主动北上，攻袭申州、西平一带。前线受挫、后方告急的双重压力下，蒙古军仓促收兵，此次南进攻势随之瓦解。 四、四川战线：两路入川受阻，攻势难以为继 同年秋，蒙古四川方向也发起攻势，兵分两路入川：东路翻越大巴山南下，西路自利州出发向阆州推进。但西路在行军途中遭宋军伏击，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大巴山与东路会合。两军会合后虽攻占巴州，却在击溃守军后即选择北撤，未能继续扩大战果。 四川战线受阻，反映出当时蒙古在兵力调配上的现实约束。西征消耗巨大，使其难以在四川、京湖、两淮三条战线上同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势，多数时候只能维持两线作战。这客观上为南宋争取了喘息时间，使其得以在四川加紧完善山城防御，并相继收复襄阳、寿春等战略据点。 五、前景研判：西征负担解除，蒙宋战争烈度将持续上升 自1243年起，随着西征基本结束，蒙古得以将战略重心更集中地转向南宋。此前限制其大规模南进的兵力分散问题，将随着东归部队持续补充而逐步缓解。同时，蒙古在水师建设、边境经营与水陆协同上的投入，显示其对南宋战场的介入正在加深。 对南宋而言，阶段性的喘息期可能随之结束。在蒙古全力南压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完善山城防御、增强水军战力并推动各战区协同，将成为南宋朝廷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13世纪中期的这场军事转变，是冷兵器时代作战形态演进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折射出征服王朝的适应能力。游牧骑兵与江南水网相遇，胜负往往取决于能否突破既有思维与战法。蒙古由“马背突击”走向“水陆并举”，不仅改变了亚欧大陆的力量格局，也为后世留下关于军事创新与地缘博弈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