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跨境人员流动增多，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呈现链条化、跨区域、隐蔽性强等特点。
一些犯罪团伙以“牟利”为核心驱动，勾连境内外人员，组织中国公民经陆路或海上偷渡出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也有团伙组织、运送外籍人员经西南边境等通道偷渡入境，继而转运至多省非法务工，甚至充当“非法婚介”撮合相亲通婚，诱发婚姻诈骗、身份管理风险与社会治理隐患。
与此同时，骗办签证、伪造证明材料骗办往来港澳签注等手法仍在蔓延，扰乱出入境管理秩序，影响正常人员往来与口岸通关安全。
原因：一是利益诱惑与信息不对称叠加。
部分人员受高薪务工、快速出境等诱导，轻信“包办签证”“包通关”虚假承诺，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二是跨境犯罪链条分工精细，从招募、运输、伪造材料到接应转运环环相扣，线上线下结合，增加侦查打击难度。
三是边境地理环境复杂、人员往来频繁，个别地区仍存在非法中转窝点和灰色产业链；此外，部分企业用工合规意识薄弱，客观上为非法入境人员提供了“落脚点”和“收益点”。
四是利用证件办理与通关环节的漏洞，通过伪假证明、虚构事由等方式骗取签证或边检核准，形成“合规外衣”下的违法目的。
影响：此类犯罪不仅直接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与人身风险，还容易引发后续衍生问题。
一方面，偷渡出入境与骗签出境人员在境外可能被迫参与违法犯罪，甚至卷入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黑灰产，反向危害国内社会安全与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组织外籍人员偷渡入境、非法务工及非法婚介等行为，冲击就业和用工管理秩序，增加基层治安、身份登记、婚姻登记等治理压力，亦可能滋生人口贩运、诈骗等风险。
对国家层面而言，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损害口岸边境安全稳定，影响出入境管理公信力与正常国际交往环境。
对策：针对上述态势，相关部门持续加大系统治理力度。
2025年，在专项行动牵引下，国家移民管理局会同公安部有关业务部门和中国海警局执法力量，强化信息研判、协同作战与专案攻坚，形成从边境一线到内地多省联动的打击闭环。
通报的典型案件显示，打击重点更加聚焦“组织运送—中转窝点—资金流向—伪造材料—用工落地”等关键环节，既打“蛇头”也打链条、既查通道也治源头。
例如，广西侦办“12·26”案中，针对境内外人员勾连、陆地与海上通道并用的特点，依法打掉多个团伙、捣毁中转窝点、斩断偷渡通道并扣押涉案车辆，体现出对跨境通道的集中清剿与对组织运送链条的纵深打击。
云南、广东联合侦办“3·11”案则反映出“偷渡入境—转运内地—非法务工—非法婚介”的复合型犯罪结构，公安机关在刑事打击同时，对中转窝点和非法用工企业依法查处，释放“以案促治”的信号。
吉林、上海等地侦办“2·19”案，围绕“伪假材料—骗办签证—虚假事由通关—境外非法务工”的链条开展打击，集中捣毁制假窝点并查扣大量材料，强调从源头治理骗签产业。
江苏侦办“5·03”案聚焦伪造证明材料骗办港澳签注、出售出入境证件等行为，对涉案资金依法冻结扣押，凸显以资金链打击促使犯罪成本显著抬升。
在综合治理层面，还需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与普法宣传：一是完善证件办理、签证材料核验与通关风险研判机制，提升对伪假材料、异常频繁出入境等特征的识别能力；二是对边境地区可疑中转点、接应车辆、涉案资金流等加强动态巡查和综合整治；三是压实用工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外籍人员合法就业管理，严查非法用工、居住登记不规范等问题；四是加强群众防范教育，提示“高薪诱导”“包办签证”“跨境婚介”“快速入境”等常见陷阱，引导依法办理出入境及婚姻登记事项，避免落入诈骗与偷渡陷阱。
前景：从专项行动成效看，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有助于遏制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扩散势头，并对跨境黑灰产形成震慑。
下一步，随着跨省跨境协作机制更加成熟、数据赋能和联动执法进一步深化，打击将更强调全链条治理与源头预防并重。
可以预期的是，对组织运送、骗签制假、非法婚介、非法用工等环节的系统整治将成为常态；同时，通过制度完善与公众法律意识提升，推动形成“依法出入境、守法求职、合规婚姻登记”的社会共识，为维护口岸边境安全稳定、保障正常人员往来提供更坚实支撑。
跨境犯罪治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期课题。
此次专项行动既展现了执法效能，也警示我们需在开放发展中筑牢防线。
只有持续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土壤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