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政治学的历史变迁看明白了吗？巴泽尔在《国家理论》里说得很直白，除非独裁者点头，一个国家想靠集体行动搞出个办事机构，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要是要从独裁变成法治，这趟路又漫长又绕弯。好在独裁统治现在慢慢成了老黄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把道理说得很透彻，那种强制性的统治，是怎么逼出压力集团来的？还有，它是怎么把独裁弄成国家搞集体行动的那个框框的？拿公共选择理论来当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第一，统治者手里攥着的垄断租金要是没人管，国家就容易搞得低效又得靠租金过日子； 第二，这种不受控的租金太烫手，逼着统治者得防着利益集团动不动就找借口来游说政府，想分一杯羹； 第三，想要管管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抢租金的事儿，那代价大得吓人，结果肯定是大家都想搭便车。 我们再回头看看《论政治》是怎么说的。政治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大家凑一块干活、一块儿干事。国家是咋来的？就是大伙儿把自己的权力拱手让出去。 **到了神学时代** 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政治理论就开始从神学里慢慢冒出来了。政治和宗教那界线从来就不分明，想抹掉也抹不掉。谁知道哪天哪个没理由受苦的倒霉蛋就像礁石一样撞上来，把基督教那艘船给毁喽。 宗教能活下去靠的不是思想连不连贯，而是两样东西：一是能把人心里最深处的感情给挑动起来；二是得给大家画个让人信服的日子过法的饼。奥古斯丁觉得，恶这玩意儿其实不是什么积极的家伙，而是善的缺心眼儿。比如傲慢、随大流这种毛病都算是。人做啥事儿的根由不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事儿，而是“喜欢”。这里面不光有心里的强烈喜好，还有想吃肉、数学家想找个最简单的几何定理解法、将军想赢的那种野心。 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管好大家的行为、保住大家的长久好处，而不是光看眼前痛快。所以东西得保住、规矩得立好。奥古斯丁还说：“尘世哪有上帝之城公平啊？”老百姓根本算不准国家和个人到底该受啥赏罚。上帝也不乐意让一个理性的家伙去管另一个理性的家伙。 国王要是不照着教会的德行来管就不行，教会也得借助国家的那些世俗手段去救大家的灵魂。两码事要各归各位、互相帮忙才行。 强制是国家的惯用招数，但它说服不了人心里的信仰；你可以逼着人家按你的意思办，但别想让他们觉得你是为了他们好。要是这辈子活着就是为了下辈子做准备的话，政治的重要性肯定不如宗教；国家能给咱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咱们变成虔诚的信徒。 那个时候宗教给政治观念撑腰，政治反过来又推着宗教壮大。宗教不再是光讲道德的空架子，成了手里攥着的权柄。财产制度是为了大家好服务的。只有大家都有了“共善”的念头，“私产”这才是正经的东西。 话说得再有理也不行。要是惹急了上面的主子，麻烦事就找上门来了。阿奎那就讲了神学是所有学科的老大；要是大家都觉得只有一种信仰是对的，对宗教意见不合可能会闹出大祸；反倒是宽松一点的世俗政府不那么在乎多样性。“恩典”可不是用来搞破坏的。 “理性”这东西有限得很；它能知道的也就是上帝给咱们工具范围内的那些事儿。伦理和政治追求的是怎么做才管用的“实践知识”，不是死抠理论；这种知识大体上能靠得住但永远不能拍着胸脯说绝对没错。 先礼后兵最管用；要是光靠暴力吓唬人或者搞残酷迫害肯定不行。 政府的强制力只有在小范围内好使、有用；出了那个圈就没人听你那一套了。这时候的政治局面也没给老百姓啥实惠；大家伙儿不过是被使唤的工具罢了。 乌托邦那一套告诉咱们：太贪心要把社会变完美反而容易养出极权主义来；所谓的“进步”不见得能让人享福。政治应该让咱们长个心眼防备危险别整天只盯着它带来的那些机会不放。人类有足够的智商去看个制度好坏，但没那么多经验去猜将来会有啥危险。 卢梭就把这事儿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