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资料规模迅速扩大，但整理与研究面临“多而散、广而不均”的现实难题；董作宾回顾歌谣征集工作指出——自民国七年启动以来——多位学者与社会力量支持下，已汇集歌谣以及谜语、谚语、绕口令等民间表达形态逾万条。材料数量虽多，却难以直接转化为可检索、可比较、可验证的研究成果：一上，民间口头创作仍不断生成，过早“封存整理”可能压缩观察空间；另一上，区域采集明显不平衡，部分边远地区与若干省份仅有零星记录，难以呈现整体面貌。 原因：一是交通与传播条件、组织动员能力有限，导致采集网络覆盖不均。新疆、甘肃及东北等地记录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无歌可采”，更可能是“难以采到”或“采集力量不足”。二是采录标准不一、文本信息不完整，限制了后续整理深度。歌谣常随场景、语音与表演变化，仅靠片段式抄录难以还原其社会语境。三是研究路径需要方法支撑。面对海量材料，若缺乏题材分类、版本校勘与统计比对，研究容易停留“堆材料、难下结论”。 影响：董作宾的实践为当时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从母题入手”的整理路径。他没有等待“采集完备”才展开研究，而是以儿歌母题“隔着竹帘看见她”为切口，集中检索涉及的文本，在较短时间内汇拢45首同题异文。其意义在于：第一，将分散材料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使歌谣具备跨地域比较的可能；第二，从文本中提取家庭称谓、婚姻叙事、衣饰器用等民俗要素，呈现不同地区的风俗与语言差异；第三，通过“找到的并非全部”的发现，反向暴露采集体系的盲区，提醒学界在结论上保持谨慎。 对策：在整理策略上，董作宾的思路可概括为“三步走”。一是持续扩大采集面，尤其加强对材料稀薄地区的动员与协作，避免以“未见”替代“没有”。二是通过主题分类与母题索引提升材料可用性，将同题异文集中归档，减少在稿堆中反复翻检的成本。三是引入定量意识辅助判断。他根据各省已收歌谣总量与母题出现次数，粗略计算平均比例，据此推测某些省份“可能尚有未收版本”，并对样本不足地区不轻易下定论。该做法虽受限于当时统计条件，但已体现出用数据支撑判断的早期尝试。 前景：从学科发展看，这种“以小见大”的整理尝试，为民间文学研究打通了从文本走向社会的路径。母题研究不只是文学趣味问题，也能折射家庭关系观念、地方礼俗与语言生态的差异。对今天而言，其启示依然清晰：一上，传统口头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更易流失，系统采录与规范整理需要同步推进；另一上，区域比较研究离不开更完整的元数据支撑，如采集时间、地点、讲述者背景、语音记录等，才能让“版本差异”与“文化解释”相互印证。随着保存与检索条件改善，早期积累的歌谣文献仍有望被重新整理与利用，转化为研究地方文化记忆与社会变迁的长期资源。
董作宾对歌谣的整理研究虽篇幅不大，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启示。他以实践表明，民俗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材料堆积，而要建立清晰的分析框架与可操作的比较方法。从个案切入、由点及面、循序推进的路径，也为民俗学研究走向规范化提供了示范。对当代研究者而言，这种严谨与求新的态度仍值得借鉴：面对浩繁的文化遗产，既要有持续采集的动力，也要有高效整理的方法与深入分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