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处于关键节点之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高层发出明确提醒。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单边退出多边气候协议的国家将付出双重代价：既无法躲开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冲击，也会错过绿色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对应的表态指向美国2017年启动、2020年正式生效的“退约”决定。尽管195个缔约方中仍有194个国家继续履行《巴黎协定》，但作为历史累计碳排放量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缺席客观削弱了全球减排合力。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仅下降1.5%，明显低于欧盟同期31%的降幅。斯蒂尔继续分析了气候行动的综合收益：每百万美元清洁能源投资可创造7—8个就业岗位，是传统能源行业的约3倍；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可使主要城市居民预期寿命延长20个月以上。中国近年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例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12亿千瓦，占全球总量38%，带动就业超过450万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气候政策的反复正在引发连锁影响。得克萨斯州2023年遭遇创纪录高温并出现电网瘫痪，加州山火年均过火面积较十年前扩大4倍，极端天气带来的年度经济损失已超过1500亿美元。与之对照，中国系统推进“双碳”目标，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80%和5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国际气候谈判观察员注意到，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出现“东升西降”的新动向。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碳价突破100欧元/吨，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基金首次实现超额募资，显示多边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中国推动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非清洁能源合作计划等倡议，正在改变全球环境治理公共产品的供给格局。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美国的退出决定折射出其国内政治的变化，但难以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总体方向。国际社会已形成的合作共识，以及各国在绿色发展中获得的实际收益表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责任，也是现实的经济选择。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等坚持承诺的国家正以行动证明，气候领导力与国家发展可以相互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将由那些愿意承担责任、持续推进转型的国家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