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最近又拿出一本小书，书名叫做《钱边续琐》，其实就是他近十年写下的“读钱锺书札记”。你知道那书名里的“札”字本来就是小木块，所以这“札记”其实就是随手写下的笔记。以前经学里讲的“毛传郑笺”，这里面的“笺”其实也就是做个标记，有点像现在的书签夹在书里。所以“札记”这词本质上就是“随笔记录”。 当年钱锺书先生引过叶润臣的《桥西杂记》，里面说姜西溟（就是那个编修宸英）写了本《湛园札记》，结果阎百诗（徵君）非要改叫“劄记”。阎徵君是觉得古人奏事用“劄”，可注疏家都不这么说。“劄”这字《说文》里都没提到过。“札”和“牒”其实是互相解释的，因为古时候写字用木片串起来。《释名》里讲：“札，栉也。”意思是编起来像梳子齿一样。所以后来写随笔还得用“札”才对。阎徵君非要改成“劄”，那是有点过分了。“劄”字在《广韵》里是指用针刺东西，用来奏事那是唐朝以后才有的事。 你看容安馆的《容安馆札记》，卷首都写的是“札”，绝不写“劄”，这说明写书的人肯定知道这个讲究。这也看出钱锺书先生对一个字都不马虎。再说《钱边缀琐》里的“读”字也很有意思。《说文解字》里说“读，籀书也”，被誉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的段玉裁注解里提到：“《庸风》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盖籀、抽古通用。”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老说“余读高祖侯功臣”，或者“大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都是在梳理历史事件来做表。汉儒注解经书时把章句断开叫读，读字音叫读，改字释义也叫读。后来大家都把“读”当成诵读了。其实“读”的本义不止是念文章，更是要理解其中的深意。 那些大学者给自己的书起名也用“读”字的有很多，比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我写这个小书当然不敢跟这些古人比，但用这个字确实不是随便乱写的。可能有人会问：“读”后面接人名语法不通啊？其实这就是胡绩溪（胡适）那种找茬的样子了。胡适老说古人文字没写通顺，但其实那是随文省略的关系。胡适是把《马氏文通》当权威的，但《马氏文通》本身也不一定对。 “读钱锺书”就是“读钱锺书的书”，跟《读杜心解》《读欧记疑》《读朱随笔》《读杜韩笔记》是一个道理。杜甫的诗、欧阳修的文、朱子的《大全集》和韩昌黎的文集都是这么读的。 钱锺书先生是古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就像司马迁的《太史公书》、郑玄的经学、郦道元的《水经注》、玄奘翻译的佛经、杜甫的诗、朱子的《大全集》，还有杨升庵、钱牧斋、顾亭林等的著作一样包罗万象。不过最博学的人往往也是被批评最多的。 顾炎武的《日知录》就被阎若璩、钱大昕等人挑错；升庵的《丹铅录》引来了陈耀文的《正杨》和胡应麟的《丹铅新录》来反驳；钱牧斋的《列朝诗集》有吴乔的《正钱录》来挑刺；七百年的学术权威朱子也被毛西河写了部《四书改错》攻击；戴东原也在等着取代他的位置；郑玄的著作后来有司马昭的丈人王肃著书数十百卷跟他作对；那位太史公的《史记》更是被无数人唇枪舌剑地评说过。只有班彪说得比较公道：“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 同样道理，钱先生的书里因为引用太多中西学问，难免有些错误。但批评和订正对学问都是有帮助的。而且钱先生本人反对做学问的“佞臣”。《管锥编》里说过：“《诗经》以下的大作家像李、杜、韩、柳、苏、陆、汤显祖、曹雪芹这些人都有很多‘佞臣’吹捧他们。”所以对于钱先生的书我们尽可以批评补充，这不影响他学问的伟大。 我写的札记有时是给先生补漏的，这就是我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