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渔歌从海上劳作中生长，唱的是渔汛、船帆与人情，也记录着疍家群体在海岸线上的生活史。
近年来，随着沿海城镇化推进和渔业生产方式变化，传统“边劳作边对唱”的场景渐少，汕尾渔歌如何在当代社会持续“被听见、被学会、被使用”，成为摆在地方文化保护工作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85岁的苏少琴仍常在渔排、社区与舞台之间奔走，以一曲曲即兴渔歌延续古老声腔，也以更贴近当下审美的表达拓展传播半径。
问题：场景淡出与受众更替，非遗传承面临“会唱的人少、想学的人少、常唱的地方少” 汕尾渔歌以七字一句、四句成对为常见结构，讲究即景即兴、随口成章，唱词中常以鱼鸟、浪花、船帆作比兴，并辅以“咧、哩、哪”等衬词形成独特韵味。
其生命力长期依托渔家生产生活：织麻织网、出海归航、婚俗礼仪，都曾是渔歌自然发生的“舞台”。
但随着生产方式转变、年轻群体生活节奏加快，渔歌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逐渐转向文化展示的“观赏品”。
如果缺乏稳定的学习渠道、演唱场景与受众反馈，传统口传心授容易出现断层，继而影响曲目积累与唱法体系的完整性。
原因：生活土壤变化叠加传播方式单一，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需要新平衡 汕尾渔歌的核心特质在于“活态”——唱者以真实情境触发灵感，词随景生、情随声走。
生活情境弱化后，仅靠舞台演出难以全面承载其丰富功能。
此外，传统渔歌多以口传为主，对学习者的方言语感、节奏把握、即兴能力要求较高，若缺少系统化教学与文本整理，学习门槛会进一步抬高。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相关文艺工作者对汕尾渔歌进行采风、整理与舞台化改编，通过动作、队列与服饰等手段提升表现力，使渔歌从海畔船头走向城市剧场，这一经验说明：非遗既需要守住音律与风格，也需要顺应传播媒介与审美变化，构建“可学、可演、可传播”的新机制。
影响：从地方记忆走向民族音乐资源库，渔歌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汕尾渔歌不仅承载地方海洋文化记忆，也为民族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与灵感。
其旋律线条、节奏处理和衬词运用具有鲜明辨识度，能够在更广阔的音乐语境中被转化、被再创造。
改革开放后，汕尾渔歌曾随民间文艺交流走向更大舞台，并在多地演出与改编创作中获得认可，既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可见度，也带动了社区凝聚与文化认同。
对地方而言，渔歌的保护与传播还可与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青少年美育相衔接，形成“文化传承—社会参与—产业转化”的良性链条，但前提是传承必须扎根于真实的学习与使用。
对策：守正与创新并举，让“原汁原味”在当代表达中稳定延续 苏少琴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清晰路径：一方面坚守汕尾渔歌的基本音律、方言语感与传统唱腔，确保核心审美不被稀释；另一方面在表演方式、词曲内容与舞台呈现上适度创新，让更多观众听得懂、愿意听、学得会。
她把主要精力投向授徒与教学，形成相对稳定的传承梯队，徒弟人数已逾百人，家庭空间也逐渐发展为学习交流的传承阵地。
与此同时，多代同台演出等方式强化了“家族记忆—社区记忆—公共记忆”的衔接，使渔歌不只停留在展示层面，而是回到“有人唱、有人接、有人传”的活态循环之中。
更重要的是，非遗保护不能仅靠个体坚守。
推动汕尾渔歌可持续传承，需要完善配套：加强曲目与唱法的系统记录与整理，建立分层教学体系，推动进校园、进社区、进公共文化场馆；支持常态化演出与交流，形成可持续的实践场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励新作品创作，把时代主题与海洋生活相结合，拓宽内容表达，使渔歌与现实生活重新发生连接。
前景：以“活态传承”为核心，汕尾渔歌有望在海洋文化复兴中拓展更大空间 当前，从国家到地方持续加大非遗系统性保护力度，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为汕尾渔歌的传播创造了更有利的社会氛围。
面向未来，汕尾渔歌的关键不在于“摆进展柜”，而在于“回到生活”：既要让它在舞台上被看见，也要让它在课堂、社区与海边日常中被听见、被使用。
随着数字化采录、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完善以及文旅消费升级，汕尾渔歌完全可能形成“可体验、可学习、可传播”的多元场景，进一步释放其在美育、社区文化建设和海洋文化表达中的综合价值。
从渔排到国家大剧院，苏少琴用七十载光阴诠释了文化守护者的坚守。
这位八旬老人用歌声证明：真正的非遗传承不是将艺术封存在博物馆，而是让古老旋律持续撞击时代脉搏。
当渔歌的浪花声与孩童的学唱声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望。
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正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