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城市化加速、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基层治理面临更多新情况。物业服务纠纷、涉企矛盾、治安风险点更集中，基层“发现慢、处置分散、协同不足”上的短板更容易被放大，既影响群众安全感，也影响营商环境的稳定预期。如何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服务做在前面，成为不少城区共同面对的课题。 原因——治理议题增多，既源于城镇化推动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也与基层治理单元较为碎片、资源分散有关。一些矛盾呈现“高频、小额、就地发生、情绪带动”的特点，若仍主要依靠线下跑动和单一部门处理，容易出现“多头受理、反复流转”。同时，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期待，正在从“能办事”转向“办得快、办得稳、办得清楚”，推动政法服务以更集成的方式优化流程。 影响——荔城区把平安与法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推进格局，将综治维稳纳入重点议事安排，调整充实平安建设领导体系，形成定期研判、专题听取、协调的闭环机制。在基层末端，推动平安创建向最小单元延伸，以“平安单位、平安镇街、平安村居”示范带动，并拓展到行业和系统，形成区、镇街、村居、网格、单元五级联动。同步配套提醒、预警、督办等机制，使风险处置更及时、责任落实更可追溯，基层对社会运行状态的感知更敏锐。 对策——一是以党建引领，把治理融入社区日常。荔城区突出党组织统筹作用，结合网格边界清晰、人员结构相近等实际，探索“网格与党组织”绑定运行，推动党组织覆盖到治理单元。干部和网格力量常态化下沉，形成单元长、街巷长、楼栋长与网格员协同的工作格局，推进事项上图、责任到格、资源下沉，提升响应速度。同时通过积分激励等方式，引导群众参与守法互助和志愿服务，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共同参与”。 二是以法治手段提升办案效率和执法温度。针对涉企案件中“羁押影响经营、程序耗时较长”等问题，当地探索非羁押数字化监管，通过电子化手段加强动态监督和风险预警，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经营的影响。与此衔接，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机制，依托一站式办案平台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立、快审、快结流程，缩短周期、降低成本，在程序设计中更好兼顾效率与公正。 三是把矛盾调处前移，推动纠纷就地化解。针对物业纠纷增多，荔城区把调解关口前置到社区便民服务节点，整合社区干部、物业代表、业主代表和法律志愿力量，形成分流处置、梯次调解、结果确认的闭环，并明确简单纠纷快速办结、一般纠纷限时化解等要求。通过常态化驻点服务和标准化流程，提高调解成功率，减少矛盾外溢和诉讼增量，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四是推进政法服务进园区，发挥“集成办理”效应。当地在园区搭建综合治理和政法服务平台，推动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力量集中入驻，设置多类政法职能窗口并联动企业服务站，将企业安保、知识产权保护、涉外法律咨询等需求纳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通过“靠前服务、就近办理”，缩短纠纷化解周期，增强企业对规则稳定性的信心，推动营商“软环境”更快转化为吸引投资、促进创新的支撑。 前景——从实践看，荔城区的探索突出系统集成：以党的领导统一方向，以网格化治理夯实底盘，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效率，以一站式平台优化供给，以法治方式稳定预期。下一步，治理能力提升仍需在三上持续发力：其一，推进数据共享与规范应用，强化隐私保护和程序正义，防止“以技术替代规则”；其二，完善矛盾纠纷分级分类处置和源头预防机制，更好衔接调解、行政管理与司法保障；其三，加强基层队伍专业化培训与激励保障，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执行力。随着治理单元继续精细、服务供给更加均衡，基层治理有望从“处置型”加快转向“预防型”“服务型”。
荔城区的实践显示，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手段联合推进。其以党建为基础、以法治为牵引、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做法，不仅缓解了基层治理任务重、力量紧的压力，也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该模式对中东部地区县域治理转型具有参考意义，也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