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小区既是城市“里子”的集中体现，也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场景。
在惠城，早期建设小区数量多、人口密度大、老龄化程度高，雨污管网、公共照明、无障碍设施等短板叠加，既影响居住品质，也对城市韧性与公共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面对这些现实课题，惠城区人大代表刘艳红将履职重点落在“问题导向、系统推进、共治增效”上，力求让改造不仅止于“面貌更新”，更实现治理能力与服务温度的同步提升。
一、问题：设施老化与治理碎片化交织，群众诉求集中而具体 在不少建成年代较早的小区，基础设施“超期服役”现象突出：管线老旧导致渗漏堵塞，雨季积水、污水外溢影响出行与环境；楼道照明不足带来安全隐患；公共空间狭小、配套设施欠缺，老人儿童活动场地不足；部分楼栋上下楼不便，加装电梯需求迫切。
同时，老旧小区业主结构复杂、租住比例较高，公共事务意见不易统一，物业服务能力参差，容易出现“有人提、没人办”“能改造、难维护”等治理断点。
二、原因：历史欠账、资源约束与参与不足共同作用 老旧小区问题具有明显的历史形成逻辑：早期规划标准较低、管网与公共空间预留不足；随后城市快速发展带来人口与车辆增长，原有承载能力被持续透支。
加之改造资金统筹难、施工组织复杂、部门职责边界多，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修补。
更关键的是，社区公共事务需要持续协同，但部分居民参与渠道不畅、议事机制不健全，导致需求收集不充分、方案共识难形成、后续管护缺乏内生动力，影响改造质效与长期稳定。
三、影响：关乎民生品质，也关乎城市治理韧性与公共安全 老旧小区改造与治理成效，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雨污系统不畅不仅影响生活环境，还可能在极端降雨中放大内涝风险；照明、通行与消防通道等问题一旦叠加，容易诱发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老旧小区居住群体中老年人比例较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会进一步加剧“照护压力”“就近服务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把老旧小区改造做深做细，本质上是以基层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社会稳定度的基础工程。
四、对策：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牵引，改造与共治双线推进 围绕群众反映集中的难题，刘艳红坚持深入走访、现场核查、座谈听需，推动一批“小而实”的项目落地：从老旧管线更新、楼道照明提升，到公共空间微更新、协调加装电梯，着力在安全、便利、宜居上形成可感可及的改善。
针对雨季积水、污水外溢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她将问题聚焦到“雨污分流”这一关键环节：以江南新村C型小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记录现状、梳理需求与成本测算，形成针对性建议，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进入治理议程。
该做法体现出基层履职的务实路径：用扎实调研把群众诉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评估的治理任务，为后续部门协同与资金统筹提供依据。
在“怎么管、谁来管、如何管得久”上，她推动探索常态化协同机制，强调把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共同参与者”。
线下依托党群议事平台、定期沟通机制、小区联席会议等方式，面对面听取诉求，特别关注老年群体在出行、照护、就医等方面的真实困难；线上借助社区沟通群、便民工具形成需求清单，降低年轻居民参与门槛。
对具体事项实行“一事一策”、进度公开，推动在阳光下协商、在监督中落实；对跨部门、跨主体的复杂问题，则通过多方联席协商引入街道、职能部门、共建单位等力量，提高协同效率与执行力度。
五、前景：从“硬件更新”迈向“治理升级”，以空间与服务创新增强持续力 面向“高效能治理”的目标，老旧小区下一步需要从单点改造走向系统提升。
一方面，应推进空间资源融合，盘活闲置物业、边角地、首层空间等“沉睡资源”，以嵌入式改造补齐养老托育、日间照料、文体活动、便民餐饮、议事协商等功能，构建可步行可触达的“15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公共服务更贴近居民日常。
另一方面，应推动服务资源数字化整合，探索统一入口的便民服务平台，将养老、托育、家政、维修、文体活动与志愿互助等资源纳入一体查询与预约评价体系，提升服务匹配效率，形成“需求可见、供给可达、效果可评”的闭环。
更重要的是，把“建起来”与“管下去”同步纳入制度安排：建立改造后设施维护、公共空间管护、居民共治参与的长效机制，推动“改造项目”转化为“治理能力”。
只有把群众参与、部门协同和社会力量嵌入日常运行，老旧小区的更新才不会停留在短期改善，而能形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成果。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更是治理考题。
刘艳红的实践表明，只有将硬件改造与软件升级相结合，将问题解决与机制创新相统一，才能真正让老旧社区焕发新活力。
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这种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探索，正为更多社区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