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科技巡查”提升效率，也带来新疑问 除夕前后，个别地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中引入无人机巡查、空中喊话、网格化信息联动等方式，实现对重点区域的动态巡查与证据留存；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此举有助于减少火灾隐患、降低空气污染和人身伤害风险，尤其在人员有限、区域分散的农村地区，可弥补巡逻力量不足。 但在部分地方，群众对无人机频繁盘旋、视频取证等做法产生不适感。有村民反映，禁放提醒多通过微信群转发或空中喊话完成，缺少面对面解释与申诉渠道；也有声音质疑，禁燃执行中存在“盯住易管的、忽略难管的”现象，导致政策获得感与公平感打折扣。 原因——安全环保压力、考核导向与资源约束共同作用 一是公共安全与环境治理刚性需求增强。近年各地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与火灾风险管控，春节集中燃放带来的火情、伤情与空气质量波动，是不少城市群和县域的治理重点。禁燃政策的目标明确，关键在于落实。 二是基层治理面临“人少事多”的现实。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增多、流动性大，传统的“人盯人”巡查成本高、效率有限，无人机等手段成为一些地区的补充工具。 三是技术手段易形成“可量化成果”。无人机航线、巡查时长、劝阻次数等数据便于统计汇总，在工作报告与绩效评价中更易呈现“看得见的成效”。基于此，部分地方更倾向于用技术强化“可见度”，而对沟通解释、柔性执法等“难量化环节”投入不足。 四是成本与预算使用结构引发讨论。无人机巡查通常涉及设备折旧、飞手劳务、保险与后台服务等支出。若缺乏公开透明的预算说明与效果评估，容易引发“花钱买热闹、忽视根本治理”的质疑。 影响——短期“见效快”，长期需防“信任折损” 从积极面看，空中巡查有助于提高发现效率，对重点区域形成震慑，降低火灾事故与违规燃放概率；对易发生森林火情、仓储堆场等敏感区域，科技巡查具备一定必要性。 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若过度依赖“远距离、非接触式”管理，可能带来三上隐忧：其一，群众沟通不足导致政策理解停留在“被禁止”层面，难以形成自觉遵守的共识；其二，若执法呈现选择性或差异化效果，容易引发“谁更容易被查、谁更容易被管”的争议，损害公平预期；其三，过强的监视感可能挤压基层社会基于熟人关系的协商空间，使治理从“讲清楚、做工作”转向“盯住、取证、处置”，增加对立情绪。 此外，个别地方若以“堵”为主、缺少安全替代方案与风险教育，也可能诱发新风险，例如将鞭炮烟花转入更隐蔽空间存放或燃放，增加火灾与伤害概率。 对策——把“管住风险”与“争取理解”一体推进 一要明确边界，规范使用。无人机用于禁燃管控应坚持必要、适度、合规原则，明确巡查范围、时段、取证规则与数据管理要求，避免“泛化监控”。对涉及个人信息的影像资料，应严格限定用途、保存期限与访问权限，建立可追溯管理流程。 二要坚持公开透明，强化评估。对购买或租用巡查服务的资金来源、费用构成与绩效目标，应在基层层面做好公开说明，并开展效果评估：是否显著降低火情与伤情、是否改善空气质量、群众满意度如何、是否存在执法争议。用数据说话，避免“只看动作、不看效果”。 三要优化执法方式，突出公平一致。对重点对象、重点区域应一视同仁，完善线索核查、处置程序与救济渠道，避免“只劝普通户、难管户放任”的印象。对发现的违规燃放，应更多采取告知、劝导、普法与限时整改等梯度处置，减少简单化“一禁了之”。 四要提供替代方案，保留节俗温度。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通过集中燃放点、定时定点烟花秀、电子礼花等替代方式，引导群众把“年味需求”转化为更安全、可管理的公共活动；对农村地区可加强消防器材配置、应急值守与安全培训，形成“禁放+疏导+保障”的组合拳。 五要把解释工作前置。禁燃政策的依据、范围与处罚标准，应在春节前通过村务公开栏、入户宣讲、集中会议等方式讲清楚，形成“提前沟通、取得理解、共同遵守”的氛围，减少除夕夜临时劝阻带来的对抗。 前景——科技手段将更普遍，关键在制度与治理能力升级 随着低空装备普及与成本下降，无人机在基层公共安全、森林防火、应急巡查等场景的应用将更加常态化。未来治理重点不在“用不用”，而在“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只有将技术嵌入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的制度框架，形成可解释、可申诉、可评估的闭环，才能让技术成为公共利益的增量，而不是社会情绪的变量。
无人机的嗡鸣与传统鞭炮声的交织，折射出社会治理转型期的挑战。现代化治理既需要科技赋能，更需以人为本。在环保与民俗之间寻找平衡，或许比追求“绝对安静”更能体现治理智慧。这场关于年味的讨论，终将推动基层治理从“管控”向“共治”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