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无锡长大的钱穆，虽然出自吴越王钱镠这一脉，笔名叫梁隐、公沙、孤云、与忘，但晚年时他的笔墨常常隐没在素书楼中。吕思勉、陈寅恪和陈垣这些历史学者，都跟他并称为“史学四大家”。这是因为钱穆把学术成就看得像人生一样重要。 钱穆曾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给故宫博物院当过特聘研究员。他觉得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没有把“天”和“人”分开来讲。他看过几本西方谈自然的书，发觉那里是硬把这两个东西切开的。科学再发达，这种分开的状态也让人难受。 中国古人相信，要是没有了人的存在，天命也就无从谈起；反过来也一样。天命全藏在人过日子里，咱们的人文发展就是顺着天道来的。孔子到了五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命，这日子才有大意思。如果非要把这两者割裂开来看，只剩下家里的那些私事，那价值也就缩水了。 《庄子》里的《齐物论》里讲过一句话，“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也是万物里头的一种。但人跟草木不一样，“能独近于天命”，所以最能谈“天人合一”。一旦人离天命远了，那就跟烂木头没什么两样了。儒家把孔子当作最懂天命的人，弟子颜渊以下谁品德高谁品德低，主要看他们离天命的远近。 欧洲当了近百年世界文化的老大，但最近五十年的光景也不好过。钱穆注意到中国文化老是被打倒又爬起来，能坚持这么多年不倒的诀窍就是“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现在的世界文化既没了宗教信仰当基础，也缺个整体的宇宙观来掌舵，“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现在是世界文化的转向期。那个叫宾四的学者把“天人合一”的想法拎了出来，觉得这不再是老旧的哲学了。“与忘”、“孤云”这些笔名虽然听起来有点孤独清冷，“梁隐”、“公沙”虽然像是隐世高人的代名词，但在钱穆看来，这个观念能帮人类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