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搬迁后治理这块，册亨县琢磨出了一个新招儿，专门为了解决易地搬迁后大家过日子难的问题。在“十三五”那阵子，贵州册亨县一共把8.75万老乡从深山老林里接出来，让他们搬进了城镇过日子。这算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不过大家刚安顿下来，真正的麻烦事才开始。毕竟从山沟沟搬到城里，要想过得舒坦，不光是住得下就行，还得“稳得住”、“融得进”、“能发展”，这成了摆在基层面前的新考题。为了破这个局，县里面搞了个“议事协商”的办法，想办法把党建的引领作用发挥出来，把制度给建全了，还搭了个平台让大家伙儿都能参与进来。这下子，社区就不仅仅是把人聚在一起那么简单了，大家的心也往一块靠。 其实大规模搬人这事好处很多，可治理上的难处也不少。有的安置区人多且杂，大家在找工作、养老、上学、适应城里文化这些方面想法都不一样。有些老乡对城里的规矩不太懂，想跟别人打成一片还挺被动。再加上服务资源有限，以前那种老办法很难把老百姓的事儿给办得贴心。 要想把这些老大难问题搞定，就得看基层的功夫硬不硬了。原来那种老一套的治理模式其实有几个大缺点：一是党组织的触手伸不到每个楼栋和家庭里；二是老百姓想说话没个好渠道；三是社会上的力量没拢在一块儿使劲。这就好比盖房子少了几根大梁。 为了补上这些窟窿眼儿，县里从三个方面下了功夫：一是让党组织这根红线更牢固，从乡镇党委一直拉到社区党支部，再连到楼栋的党员示范户上。党员干部得蹲在点上搞帮扶联系，这几年光听老百姓的诉求就收集了780多条。二是把规矩立起来了，定了居民说事、议事规则这些文件，“谁提问题、怎么解决、效果咋样”都得让群众说了算。三是把平台给铺好了。线上可以用微信群、书记热线这些“云平台”去问在外务工的人还有学生怎么想；线下在安置区里设了60多个专门议事的地儿。大伙儿围着院子坐着唠唠家常、在广场上开开会都成。还专门请来律师、行业部门和社会组织一起帮忙管事儿，外卖小哥这些新兴群体也被请进来参与了进来。 这一搞可就热闹了！议事协商机制深了下去后，服务质量立马提上来了。安置区里不仅盖起了综合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的地方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超过70处，还搞了21个产业就业的项目。平时还会办文化体育或者便民服务的活动有500多场。以前大伙都是在边上看的“旁观者”，现在都变成了建设自己家园的“建设者”。 这种探索给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好样子。它告诉咱们：议事协商不光是用来解决具体事儿的工具，更是推动基层民主、促进大家融在一起的重要抓手。它证明了党建领着大家制度化地协商、多元力量参与的价值有多高。这就给西部那些刚脱贫的地方、还有像册亨县这样的大搬迁社区治理创新指了条明路。 以后还得把协商出来的成果跟制定政策、投放资源更精准地对上口，这样才能把制度变成实实在在的效果。这就能帮着老乡们真正融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里去。从大山里到了城里头、从有了住的地方到有了活儿干甚至开始挣钱的过程中，册亨县就是用“议事协商”这把钥匙打开了治理的新大门。 这个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只有把老百姓当成治理的主角，让协商一直贯穿在整个过程里，才能真正把社区的内生动力给激活了，才能把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给写好。在全面搞乡村振兴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探索不光是为了自家这一亩三分地好点这么简单。它映照出的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