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肿瘤治疗进入“微环境竞争”阶段，巨噬细胞可成关键变量。 近年来，肿瘤治疗从单纯“杀伤肿瘤细胞”逐步转向对肿瘤微环境的综合调控。巨噬细胞作为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本应承担清除病原、吞噬异常细胞等职责，但肿瘤微环境中常被重塑为肿瘤涉及的巨噬细胞（TAMs），进而影响肿瘤生长、转移以及对药物和免疫治疗的反应。在此过程中，CSF1R因与巨噬细胞谱系的分化、募集和存活紧密相关而受到重视，并从神经系统疾病研究领域逐渐走向肿瘤免疫干预的核心靶点之一。 原因——CSF1R信号轴驱动“表型转换”，促使TAMs偏向免疫抑制状态。 研究显示，CSF1R在阿尔茨海默病、脑损伤等病灶中出现异常高表达，提示其与炎症反应和组织修复相关。随着研究延伸，乳腺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以及多种实体瘤的TAMs中也观察到CSF1R表达上调。免疫学上常用M1/M2表型框架解释巨噬细胞功能差异：M1型倾向产生促炎因子并参与抗肿瘤反应；M2型则更偏向抑炎与组织重塑，常与肿瘤免疫逃逸相伴。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分泌的多种因子可促使巨噬细胞向M2样状态偏移，TAMs由此可能促进血管生成、抑制T细胞抗肿瘤功能、支持肿瘤侵袭转移并诱导耐药。CSF1/CSF1R通路作为关键“上游开关”，因此成为干预TAMs功能与数量的重要切入点。 影响——靶向CSF1R不仅是“减少帮凶”，更可能重塑免疫生态并提高联合疗法收益。 从治疗策略看，抑制CSF1R的目标并非简单清除巨噬细胞，而在于削弱免疫抑制性TAMs的生存与募集，推动肿瘤微环境向更利于抗肿瘤免疫的方向转变。这一思路与当前免疫治疗（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形成互补：在部分“冷肿瘤”中，TAMs介导的免疫抑制可能是疗效受限的重要原因之一。对CSF1R通路的干预，有望降低免疫抑制屏障，使其他治疗方式更容易发挥作用。同时，相关药物在不同肿瘤类型、不同生物标志物人群中的疗效差异，也提示精准选择适用人群将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 对策——以获批药物为支点，临床研发转向“适应证扩展+联合方案+标志物筛选”。 目前，CSF1R抑制剂家族已形成从小分子到单抗等多种技术路径。其中，Pexidartinib获批用于症状性腱鞘巨细胞瘤成人患者，成为该领域具有标志性的临床进展。相关研究显示，在无法手术或手术代价较高的人群中，该药物带来明确的客观缓解，为过去治疗选择有限的患者提供了新的路径。腱鞘巨细胞瘤虽属相对少见疾病，但常累及关节、复发率较高，临床长期面临“手术为主但功能损伤与复发并存”的困境。靶向CSF1R的药物获批，意味着围绕病因机制的精准用药开始进入规范化治疗序列，也为后续适应证拓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评估范式。 在研上，多款药物正以不同策略推进临床验证，部分项目聚焦特定分子特征人群或更广泛实体瘤适应证。例如，有药物正评估NTRK或CSF1R融合阳性的实体瘤，并报告对中枢神经系统病灶的早期观察信号；也有国产创新药获批开展Ⅰ期研究，拟覆盖结直肠癌、黑色素瘤、胰腺癌及腱鞘巨细胞瘤等，面向标准治疗失败或不耐受人群探索安全性、耐受性与初步疗效。与此同时，部分曾受关注的抗体或抑制剂在研发过程中亦遭遇挫折，反映出该靶点在疗效窗口、毒性管理、联合节奏以及终点设置诸上仍存现实挑战。 联合治疗成为业内重点方向。围绕Pexidartinib等药物的联合探索已覆盖化疗药物及免疫治疗药物等多种组合，意在通过“微环境重塑+直接杀伤/免疫激活”的协同提升总体获益。业内普遍认为，未来CSF1R抑制剂的竞争焦点将不止于单药缓解率，更在于联合方案的可持续性、安全性边界以及可复制的生物标志物体系。 前景——从“靶点可用”走向“人群可选”，关键在于临床证据与精准分层能力。 展望下一阶段，CSF1R抑制剂能否在更多癌种实现稳定获益，取决于三上进展：其一，明确哪些肿瘤类型对TAMs依赖度更高、对CSF1R通路更敏感；其二，建立可操作的生物标志物或分层标准，用以筛选真正可能获益的患者；其三，优化联合治疗的给药顺序、剂量管理与不良反应监测，提高临床可及性与依从性。随着肿瘤免疫治疗从“广谱尝试”转向“精确匹配”，围绕CSF1R的治疗策略有望在特定人群中形成更清晰的临床定位，并为“冷肿瘤”转“热肿瘤”的治疗路径提供新的工具箱。
肿瘤免疫治疗的进步既需要技术创新，也离不开对微环境的深入认知。CSF1R抑制剂的兴起，标志着我们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上取得重要进展。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治疗方案的完善，这个领域有望为更多患者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