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到期工程款“有钱难到手”，执行清偿被异常债权挤占 电力管廊工程建设中，某市政公司承包项目后将部分劳务发包给某建设公司，后者又将工程分段分包给王某、罗某等5名实际施工人，其中存在多层分包、分包给不具备资质个人等违规情形。工程竣工验收投用后，因建设公司未及时结算，5人分别通过诉讼维权并获得生效判决，合计应付工程款及利息574万元。然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建设公司缺乏可供执行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实际施工人长期无法拿到应得款项，连带影响其向农民工支付工资的能力与预期。 转机出现在2024年7月，法院判决市政公司应向建设公司支付到期工程款4232万余元及利息。对实际施工人而言，这意味着被拖欠款项有望随执行恢复而清偿。但在其申请恢复执行时，却发现建设公司已因高某美等人主张的约3000万元债权进入另案执行程序，且这些债权诉讼多在2024年7月至10月集中提起，并通过诉前调解迅速司法确认后进入执行。面对“到期工程款尚未到账、巨额债务却集中落地”的反常情形，5名实际施工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反映可能存在虚假诉讼与逃避执行。 原因——“亲友团”串通设计链条，以伪造变造证据制造优先分配 检察机关受理后审查发现，多起案件在起诉时间、诉请构成、处理路径上呈现高度一致：部分案件在同一天起诉，案由涉及工程欠款、租赁费、中介费等多种名目，且普遍通过诉前调解迅速达成协议并获得司法确认，随后快速进入执行程序。此类“集中起诉—快速调解—迅速执行”的模式，若缺乏真实交易背景、资金往来、履约痕迹等支撑，容易成为恶意串通的工具：通过虚构债权或夸大债务规模，提前“排队”占位，在后续执行分配中挤压真实债权人的受偿空间。 从风险机理看，此类虚假诉讼往往抓住两点：一是利用企业资金链紧张、资产分散、执行困难的现实，通过“先占先得”的执行节奏实现利益转移；二是借助熟人网络降低串通成本，以“亲友关系”或利益关联协同提供证据、出庭陈述并配合调解，制造“双方无争议”的外观，掩盖债权不真实或不完整的事实。若监管与审查不足，极易导致工程款等专款性质资金被不当分流，形成对诚实守信经营者与劳动者权益的二次伤害。 影响——损害司法公信与市场秩序，放大欠薪风险与行业合规成本 虚假诉讼不仅侵害特定债权人的受偿权，更直接破坏司法资源配置与裁判公信。一旦虚假债权进入执行程序，真实债权人即使持有生效裁判，也可能在分配中被动受限，甚至出现“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局面，削弱公众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稳定预期。 对建筑领域而言，层层分包、违法分包本就容易引发结算链条断裂，若再叠加“假债权抢执行”的操作，会继续放大农民工工资支付风险。工程款被异常截流，实际施工人无法回款，最终压力向下传导，影响工人生活与社会稳定。同时，诚信企业需承担更高的融资与合规成本，行业竞争可能被“钻空子者”扭曲，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隐患。 对策——以检察精准监督穿透“形式合意”，协同治理工程款与执行风险 在该案中，检察机关围绕诉讼真实性、证据来源、当事人关系、资金流向与履约事实开展审查，抓住“同日集中起诉、调解结案异常迅速、债权规模与公司经营状况不匹配”等关键疑点，依法开展监督，揭示伪造变造证据、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以逃避债务的事实链条，并推动实际施工人追回574万元中的部分款项。案件线索随即进入刑事追责程序，有关嫌疑人因涉嫌虚假诉讼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其他关联人员追责程序同步推进。 从治理角度看，遏制此类风险需要多方发力：其一，法院在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环节，应强化对“同批次集中起诉、金额显著异常、证据单一来源、缺少资金流水与履约凭证”的审查阈值，完善对关联关系、交易真实性的提示与核查机制。其二，执行环节应加强对可疑债权的甄别与异议救济引导，保障真实债权人参与分配的程序权利。其三，行业主管部门与项目业主应完善工程款支付与分包管理制度，严格资质审核、强化结算闭环，减少违法分包导致的责任空转。其四，企业应健全合同、结算、票据与资金流管理，降低被“假债权”利用的空间。 前景——以依法惩治与制度补强并举，推动“工程款到账即清欠”落地 随着对虚假诉讼等行为的持续高压惩治，利用诉讼程序“套利”、以执行分配“截流”的灰色操作空间将被压缩。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办理推动规则完善，有助于形成“发现异常—穿透审查—纠正执行—追究刑责”的闭环治理，提升司法对恶意串通的识别能力与震慑效果。 建筑工程领域的关键在于把工程款支付链条管起来、把分包行为规范起来、把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落下去。预计在更严格的资质管理、合同管理与资金监管框架下，工程款清欠将更强调源头治理与过程控制，减少“终本执行”反复出现的困局，让生效裁判更可执行、劳动报酬更可兑现。
虚假诉讼看似是民事纠纷中的“技巧”，实则是对司法制度的直接挑战；这起案件的办理表明，在完善司法监督机制、强化证据审查、加强诉讼诚信建设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履职能够有效遏制此类违法行为。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虚假诉讼手段也在不断翻新，这要求司法机关更提升监督的精准性与主动性，也需要全社会形成诚实守法的共识，让司法制度更好保护合法权益、惩治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