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围绕周边地缘格局变化与大国博弈加剧，境外情报机关对我国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窥探与渗透风险仍需高度警惕；历史研究表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已将对华情报搜集作为扩张政策的重要支撑，尤其把东北等资源集中、战略通道密集地区列为重点，派遣人员以商贩、学者、测绘人员、传教人员等身份活动，开展路线踏勘、港口和铁路信息搜集、接触军政人员等工作。部分潜伏人员不隶属公开军事编制，行动分散、身份多重，社会上曾以“地下人员”“隐蔽队伍”等概括其特征。进入近现代，情报渗透方式持续演变：从单点侦察走向网络化运作，从传统“人力刺探”扩展到利用公开信息拼接研判、在社交场景套取信息、以利益诱导发展线人等。公开报道中也出现过个别以外交、经贸或文化交流名义接近敏感目标、借参观合影等理由搜集装备信息的案例，提示各界需提高辨识度，避免把“正常交流”与“越界刺探”混为一谈。
历史一再表明，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需要持续投入的过程。对隐蔽渗透风险保持清醒认识，既不扩大化、也不掉以轻心，在开放中夯实制度防线、在发展中提升治理能力，才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稳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