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肝癌隐匿性强，确诊偏晚仍较突出。肝癌是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重要恶性肿瘤之一。多位临床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肝癌早期往往缺乏典型症状，部分患者仅有乏力、食欲下降等非特异性不适，容易被忽视；而当出现明显腹痛、黄疸、腹水等表现时，病情多已进展。确诊偏晚不仅增加治疗难度，也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 原因——慢性肝病基础与暴露因素叠加，是风险上升的重要推手。业内人士分析，肝癌通常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慢性炎症、纤维化、肝硬化基础上长期演变而来。我国慢性乙型肝炎感染人群基数较大，丙型肝炎仍存在漏诊和延误治疗的情况，病毒长期复制可持续损伤肝细胞并增加癌变风险。同时，长期过量饮酒可通过代谢产物直接损害肝细胞，并加重脂肪变性和炎症反应；霉变食物带来的黄曲霉毒素暴露被认为与肝癌风险升高密切涉及的；此外，肝癌家族史提示可能存在共同暴露、病毒传播或遗传易感等因素。临床上，肝硬化被视为肝癌发生的高风险基础，一旦进入肝硬化阶段，癌变风险会明显上升。还有专家提醒，长期自行服用可能损伤肝脏的药物或保健品且缺乏监测，也会增加肝损伤累积风险。 影响——早晚期差距巨大，治疗代价与预后呈“分水岭”。受访专家张文东表示，肝癌治疗效果与发现时机高度相关。若在较早阶段发现，部分患者可通过手术切除、局部消融、介入等综合治疗获得较好疗效，生存质量更有保障；进入中晚期后，往往需要多手段联合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对肝功能储备和全身状况要求也更高，整体预后差距明显。因此，将筛查关口前移，是降低死亡率、减轻负担的重要途径。 对策——明确高危人群，建立“可执行、可负担”的筛查路径。专家建议，公众可先进行风险“自查”，重点关注六类人群：一是乙肝、丙肝等病毒性肝炎感染者；二是长期过量饮酒者；三是有霉变食物摄入史、存在黄曲霉毒素暴露风险者；四是有肝癌家族史者；五是肝硬化患者；六是长期使用可能损伤肝脏药物且缺少监测者。对上述人群，不应等到症状出现才就医，应把定期筛查纳入日常健康管理。 在筛查手段上，多位专家强调，腹部超声联合甲胎蛋白（AFP）血液检测，是目前常用且相对经济便捷的基础筛查组合，有助于发现相当比例的早期肝癌线索。筛查频次上，中高危人群一般建议每3至6个月筛查一次，具体间隔由专科医生结合病毒控制情况、肝硬化程度、既往影像学结果等进行个体化制定。专家同时提示，筛查不是“一次检查就结束”，发现可疑结节后需深入完善增强影像学检查等评估，避免延误诊断。 一级预防层面，受访专家建议继续推进乙肝疫苗接种与母婴阻断，提高病毒性肝炎的早发现、规范抗病毒治疗和随访管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减少酒精摄入，避免食用霉变花生、玉米等高风险食物；用药上，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可能影响肝功能的药物，定期监测肝功能指标，降低“自行用药叠加伤肝”的风险。 前景——从“治已病”转向“管慢病、抓早筛”，防治体系有望进一步前移。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慢性肝病管理能力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增强以及基层超声等筛查可及性提高，肝癌防治将更强调“风险分层+连续随访”的全周期管理。未来若能在重点人群中持续提高筛查覆盖率与规范率，同时推进病毒性肝炎诊疗同质化，并加强对酒精相关肝病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综合干预，有望降低晚期发现比例，提升整体治疗效果。
肝癌防治本质上是与时间的赛跑；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提高生存率的关键在于把“被动就医”转为“主动防控”。这既需要公共卫生体系持续开展科普，也离不开每位高风险人群建立筛查与管理意识——把干预窗口前移，才能在疾病真正“敲门”之前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