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12月16日这个日子格外沉重。《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最终只出到了第8卷第50期。这背后，是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为名，对一个敢于直言的刊物进行的全面打压。直到1933年年初，邹韬奋才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发起建立的。可就在同年6月，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了，邹韬奋也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他只能踏上逃亡的旅途，流亡欧洲。回到1931年8月，当时《生活》周刊接到了读者的强烈要求，要揭露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贪污丑行。王伯群听说后，马上派人带着巨款去找邹韬奋，想用金钱封住他的嘴。邹韬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王伯群又指使他人写匿名信进行威胁。不过邹韬奋软硬不吃，坚持刊发了王伯群贪污腐化的调查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周刊越来越受读者欢迎。从最初创刊时的2800份，它的发行量迅速飙升到了15万份，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这个转变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之际，邹韬奋迅速调整了办刊方向，公开宣告要与国人共赴国难。在主持《生活》周刊时，邹韬奋最重视的是刊物的一头和一尾。1929年，他把“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定为《生活》周刊的宗旨。他希望能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出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除了主持工作外，邹韬奋还以犀利的文笔抨击黑暗势力。为了防止被认出来发表这些文章时他特意给自己取了许多笔名如心水、思退、因公、秋月等等。到了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半在干活，除了邹韬奋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还有兼职会计孙梦旦。这样一来繁重的任务就全落在了邹韬奋一个人身上。为了办好这份刊物他每天要搜集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排列最后再编成文章放进周刊里。 回溯到1921年7月这个关键节点姚秦川告诉我说邹韬奋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一心想进入新闻界实现儿时的梦想可总找不到机会。 正巧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他就退而求其次去应聘开始做写作翻译之类的工作。 有了一定经验后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他开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负责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还有《职业教育丛书》。 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一只脚跨入了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