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起案件激起的制度之问 2024年12月30日，河北邯郸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未成年人严重暴力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案件中，三名13岁初中生因与同学矛盾实施合谋犯罪，并伴随掩埋、毁灭证据等行为。判决结果公布后，社会舆论一方面关注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交代与抚慰，另一方面也集中讨论：低龄未成年人是否应承担与其行为相匹配的刑事责任，司法尺度如何把握，矫治教育如何落地。 此讨论并非个案的情绪反应，而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现实拷问：当少数低龄案件显示出预谋性、暴力性、反侦查性特征时，法律如何既不放任恶性行为，又不简单将未成年人“成人化”处置。 原因——分层追责与严格把关的制度逻辑 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采取分级设置。根据刑法及涉及的规定：不满12周岁一般不负刑责，更多通过监护人管教、专门教育等方式矫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只有在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且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等达到较高门槛，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才进入刑事追责程序；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法定严重犯罪承担刑责；16周岁以上原则上按成年人规则追责。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两层考量：其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规律，避免“以刑代教”；其二，为极少数恶性案件预留严肃追责通道，通过“高门槛+核准程序”实现精准打击。就邯郸案件而言，法院根据各被告在预谋、实施、控制被害人、分赃及后续掩盖行为中的作用差异，依法区分主从责任，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表明追责并非对年龄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行为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回应。 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出现新变化。有关数据表明，低龄未成年人涉暴力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上升，故意伤害、强奸等严重犯罪占比偏高。信息获取更早、社会接触更复杂、部分家庭监护弱化、校园矛盾处置失当、网络不良内容渗透等因素交织，使少数未成年人在冲动与模仿中走向极端，乃至出现对法律后果的误判与侥幸心理。 影响——司法信号、社会预期与治理压力 第一，判决释放明确信号：年龄不是规避严重犯罪责任的“护身符”。对恶性暴力犯罪依法追责，有助于维护法治权威、回应公众对安全与正义的合理期待，也对潜在违法犯罪形成震慑。 第二，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低龄案件的追责属于“末端处置”，更关键的是前端预防与过程干预。若家庭监护、学校管理、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帮扶等环节缺位，即便严格追责，也难以从根源减少同类案件发生。 第三，制度运行需要更精细的统一标准。低龄追诉适用范围窄、条件严、程序复杂，基层在把握“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等要件时，需要更可操作的指引，以避免同类案件因事实细节差异或理解偏差造成尺度不一，影响司法公信。 对策——以“依法惩治+分级矫治+系统预防”构建闭环 其一，完善核准追诉与证据标准，确保精准适用。对12至14岁追责的案件，应坚持严格证明、充分听取辩护意见、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防止扩大化适用，同时对主从犯区分、刑罚裁量、教育矫治衔接作出更明确规则。有关部门提出研究制定更细化办法，正是回应实践需求的重要举措。 其二，做实专门矫治教育与分级处遇。对不进入刑事追责或依法从宽处理的未成年人，应推动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效衔接，强化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心理干预与技能培养，避免“一送了之”或“一放了之”。对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暴力倾向或再犯风险者，要建立动态评估和持续帮扶机制。 其三，把治理关口前移到校园与社区。校园矛盾早发现、早处置是防止极端化的重要环节。应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和欺凌防治机制，强化班主任、心理教师、法治副校长等力量协同，建立对高风险学生的保密式支持与干预方案。社区层面应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建设，联动民政、妇联、共青团、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形成常态化帮教与救助。 其四，压实家庭监护责任并提供支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背后往往伴随家庭监护弱、亲子沟通缺失、教育方式失当等问题。应在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责的同时，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服务供给，让“管得住、帮得上”成为现实选择。 前景——在法治框架内动态优化与社会共治 放眼国际，各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差异明显，有的设在14岁，有的为12岁或更低，制度选择与其历史传统、社会治理能力、少年司法体系完善程度密切相关。联合国相关建议强调最低刑责年龄不宜过低，但也承认各国需结合本国国情设置制度。对我国来说，现行分层追责与核准追诉机制体现稳慎原则，关键在于持续提升适用的透明度与一致性，同时加快补齐专门教育、心理健康、家庭支持等治理短板。 可以预见，随着相关细化规范的推进，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处理将更强调“严而有度、宽而有据”，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全程矫治、回归支持”的治理转型。
未成年人司法的难点，从来不在“宽或严”的二选一，而在于如何用法治方式实现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则的维护与对未来的挽救；对极端恶性犯罪依法亮明底线，是守护公众安全的必要之举；对可矫可治者提供教育与修复路径，是社会应尽的责任。让惩戒更精准、保护更有力、预防更前置，才能在法治轨道上为未成年人保留“可回头”的空间，也为社会筑牢“不可逾越”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