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近事》，这本书可不是普通的游记，而是拿中国当镜子，把欧洲自己的优点缺点都照出来看。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人虽然擅长思考和辩论，可是在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上却表现得不太好。而中国人虽然不怎么喜欢思辨，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秩序和道德方面却做得非常出色，这让莱布尼茨觉得欧洲人有点自愧不如。 莱布尼茨一开始列举了欧洲引以为傲的成就，比如精密机械、微积分和辩论术。但随后他又笔锋一转，问到地球上还有没有比他们更有教养的民族。他觉得欧洲人眼中的教养和思辨哲学几乎划等号，可当他们真正接触中国后才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说在工艺技能和思辨科学上欧洲人还能和中国人媲美，在实践哲学方面比如做人、治国这方面，他们就远远不及了。 莱布尼茨对欧洲社会很失望，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身边的人。他觉得贪婪、仇恨和权力斗争是这个社会的癌症。所以他觉得解决之道不在欧洲内部，而在东方。他观察到中国人尊敬长辈、看重老人，农民和仆人之间也能平等相待。这种礼仪甚至可以和欧洲贵族的沙龙相媲美。他特别欣赏中国贵族交谈时温文尔雅的态度，即使情绪激动也会用沉默代替谩骂。莱布尼茨把这种克制和秩序视为东方智慧的核心。 莱布尼茨并不盲目吹捧中国。他承认中国的数学过于依赖经验而缺乏公理体系；而欧洲哲学思辨跳跃性太大经常脱离实际生活。但他提出一个至今仍然有意义的观点：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学习而不是消灭差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取长补短而不是同化别人。这种开放心态让启蒙时代的欧洲第一次认真聆听东方声音。 莱布尼茨对等级制度有新的看法。他觉得欧洲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中国这种柔性秩序。农民和仆人之间可以保持尊严和互相鞠躬的礼貌。这种“柔性等级”让他看到秩序不一定依靠暴力维持，“敬意”和“体面”也可以让社会运转得很好。当等级被尊重而不是被恐惧时，社会就拥有了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观察成为后来社会学“礼治秩序”理论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