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市社区人口结构与居住形态多样，治理诉求更趋精细化；大屯里社区由回迁楼小区与公寓型小区构成，常住人口5700余人，空间不大但业态复杂：既有熟人社会的传统联结，也有公寓居住的流动性特征。现实中，公共空间维护、设施更新、群租房管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问题交织出现，若仅依赖“接诉即办”式的末端处置，容易陷入“哪里出事管哪里”的碎片化循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治理合力。 原因——基层治理的关键于组织力、资源力与协同机制。社区治理痛点往往不是“没人管”，而是“管得散、管得慢、管得不精准”。一上，居民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单一主体难以兼顾；另一方面，物业、辖区单位、社会组织、职能部门等资源分布分散，缺少稳定的联动渠道；再者，协商平台不足、议事流程不顺时，居民参与度容易受挫，问题就可能从“小摩擦”演变为“大矛盾”。因此，必须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把组织体系延伸到楼栋单元，把资源体系连接到服务末梢，把协商体系嵌入日常治理。 影响——从“末端治理”走向“前置治理”，居民获得感更可持续。大屯里社区以“屯聚幸福·红立方”品牌为抓手，形成“红色阵地、红色网格、红色资源、红色议事、红色志愿、红色邻里”六个板块的立体化治理模式。通过党员之家、红色书屋、全时驿站等阵地开展组织生活、帮扶慰问与便民服务，既强化党群联系，也为居民提供可触达的公共服务空间。，社区构建“社区党委—支部—楼栋—网格员”四级网格体系，吸纳社工、党员、楼门长、居民代表、志愿者及物业人员等力量，形成常态化的民情收集与问题发现机制，将居民反映转化为可执行的“幸福要事”清单，推动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事项逐项落实。治理逻辑由“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社区运行的稳定性与韧性随之增强。 对策——以机制化协同提升治理效能，以项目化落地回应民生关切。一是打通资源壁垒，形成共治共同体。社区党委牵头联动物业企业、辖区社会单位、派出所及社会组织组建“红色联盟”，依托多个居民微信群建立全天候响应渠道，实现简单问题快速处置、复杂问题多方会商，推动“多头管”变为“一起管”。二是完善协商议事，推动问题解决闭环化。社区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优化“共邀、共商、共推、共督、共评”流程，探索现场议事模式，把议题搬到问题发生地，做到“看得见、督得紧、办得快”。围绕群租房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等共性难题，社区主动联动相应机构，配套普法宣传、承诺书签订、联合整治和停车充电区域优化等举措，依法治理与柔性服务之间寻求平衡。三是以志愿服务托底，以精细服务增温。依托在职党员“双报到”等机制，链接辖区企业资源，常态化开展主题便民活动，推动志愿服务从“活动式”向“常态化、精准化”转变，让服务更贴近老人、儿童与新市民等重点群体需求。四是以民生项目增强可感可及的变化。2025年以来，社区推进宠物便箱增设、步行梯修缮、儿童滑梯和户外座椅更新、外墙地面维护、太阳能路灯安装等项目，一件件“小工程”提升了公共空间品质，也在日常细节中塑造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 前景——以品牌化路径固化经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向基层延伸。随着城市更新与人口流动持续加速，社区治理将面临更多跨界问题与复合需求。大屯里社区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把组织体系转化为治理体系、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的过程。下一步，品牌建设仍需在三上持续发力：其一，深入用数字化手段提升问题分级处置与过程透明度，形成可追踪、可评估的治理链条；其二，推动物业治理、公共空间维护与居民自治更深耦合，建立“标准清晰、权责对等、监督有效”的运行机制；其三，把协商议事从“解决具体事”拓展到“共定规则”，在停车充电、宠物管理、噪声控制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的社区公约，夯实自治基础。以此推动基层治理从“把问题解决掉”迈向“让问题少发生”。
大屯里社区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关键在于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整合多方资源，能够有效应对复杂社区治理挑战。这个模式为同类社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展现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