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深秋，闽西山区来了一位特殊的信使。陈毅带着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九月来信”，穿行在崎岖山路上。这封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信件，最终推动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也把一段少为人知的党内争论带到台前——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新生的革命武装该采用怎样的组织模式。问题的焦点，是军事指挥权应由谁来统筹。 当年5月，留苏干部刘安恭携中央“二月来信”抵达赣南，主张借鉴苏联红军实行“军政分权”，将前委与军委的职能严格分开。但在缺粮少弹、长期急行军的游击条件下，这个设想很快遇到现实掣肘。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中必须保证决策和行动的效率；反对者则认为这种集中领导带有“家长制”色彩。 矛盾在6月的红四军“七大”集中爆发。经民主投票，毛泽东以两票之差失去前委书记职务，成为党史上少见的“被选举下台”案例。亲历者回忆，离任时毛泽东沉默不语；但他随后撰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手稿表明，他并未停止对军队建设方向的思考。 转折出现在陈毅赴上海汇报之后。作为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将争议原原本本报告中央，政治局随即重新评估苏区实际情况，最终以“九月来信”明确肯定毛泽东的主张。事实证明，这一决定不仅稳住了濒临分裂的红四军，也深入确立了中国革命武装“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坚持照搬外来经验的刘安恭于同年10月在东江战役中牺牲，其推动的“正规化”改革也随之中止。 这场争论的影响并未止于当时。1931年后，中央苏区又经历多次路线分歧，但1929年的经验已经清晰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道路必须从实际出发。党史专家指出，“九月来信”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法。
历史从不直线前进；红四军围绕领导体制的争论及其纠偏过程说明，正确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结论，而是在复杂环境中经受实践检验、思想交锋并逐步制度化的结果。把准方向、立足实际、统一意志——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也是一种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