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以新古典增长模型搭建了基础框架，系统说明资本积累、劳动增长与经济稳态之间的关系。但索洛模型也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局限：它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仿佛“从模型之外发生”的力量，像气候一样不由经济体系内部决策直接决定。结果是，经济学家可以较精确地核算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却始终难以清楚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差”）究竟从何而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正是对该“黑箱”的集中回应。菲利普·阿吉翁在理论框架中将创新过程内生化——证明技术进步并非随机降临——而是企业在利润驱动下主动投入研发的结果。他提出的“熊彼特式增长”强调，创新本质上是创造性破坏：新技术兴起往往伴随旧技术退出，新企业进入也意味着旧企业让位。这一机制带来关键启示：如果社会为了维持稳定而过度保护旧技术、阻碍其退出，增长动力就会被削弱。历史学家出身的乔尔·莫基尔则从历史维度补充了这一解释。在《增长的文化》中，莫基尔指出，创新不仅需要市场激励，还依赖特定的“知识供给”结构。仅靠工匠式的试错改良，技术进步很快会遭遇收益递减。只有当关于“是什么”的科学知识与关于“怎么做”的技术知识之间形成低成本的互动与反馈，技术进步才可能从偶发灵感转为可累积、可解释、可持续的常态。这也为理解为何有些社会实现工业化、而另一些社会未能实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索洛的增长核算与三位获奖者对创新机制的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套更完整的经济增长“语法”。增长并非自然而然，而更像一台需要维护的发动机：既需要充足的“燃料”（资源投入），也需要有效的“点火与传动”（市场激励、竞争与替代机制），还需要清晰的“设计图纸”（可累积的知识体系）。这一框架为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大分化——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18世纪英国，而同时期中国清朝江南地区虽经济繁荣、技术领先却未能走向工业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地理、制度与观念三个维度看，“大分流”的形成牵涉多重因素。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经典问题至今仍具启发性：中国古代长期更善于利用自然知识，但为何以数学化假设、受控实验和普适性定律为特征的近代科学体系没有在中国诞生？答案不仅关乎科学传统差异，也与知识体系是否可累积、制度环境对创新的激励强弱，以及社会观念对技术进步的支持程度密切有关。当代经济史研究普遍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并非偶然，而是多种条件叠加的结果：相对开放的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创新，科学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形成持续的知识反馈，制度框架对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活动提供保护与激励，社会观念也对变革保持相对包容。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社会虽在部分技术领域曾居领先地位，但缺少将零散创新转化为系统性、可累积知识体系的机制；市场竞争激励不足，以及对既有秩序的过度维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创新的内生动力。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发展仍有现实意义。在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各国不仅要投入资本与劳动力，更要建立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知识生态，推动新旧技术有序更替，促进科学知识与应用实践的紧密衔接。制度设计也需要避免对既得利益的过度保护，为创新创业提供更有弹性环境。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肯定了三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也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理解正在向前推进。在技术变革加速的当下，弄清创新的本质与实现路径比以往更为迫切。历史一再表明，只有持续激发创造力、敢于拥抱变化的社会，才能在长期发展中保持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