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迈向“十五五”的公共财政改革，一些学者近日就财政体制完善、地方债风险化解以及税制优化等议题提出建议。
经济学者林双林在北京大学一场公开课上指出，财政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与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前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制度、提升效率，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形成更可持续的财政运行机制。
问题——地方债压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矛盾仍较突出。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投入方面承担较多支出责任，但财力来源相对有限，叠加经济波动、土地出让收入变化等因素，地方财政平衡难度上升，债务风险与偿付压力受到社会关注。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障民生与稳定投资的同时，建立更清晰的债务边界与财政纪律，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
原因——制度安排与激励约束需要进一步优化。
林双林认为，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中，现实问题并不简单表现为“中央拿钱多”，更突出的是中央承担的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而地方事权较多、任务较重。
这一结构性矛盾容易导致地方通过举债等方式填补资金缺口，进而积累隐性风险。
此外，税制结构、税收优惠碎片化以及部分转移支付机制的效率问题，也会影响财政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
影响——若缺乏硬约束，债务风险可能向财政可持续性传导。
地方债务一旦形成过度扩张，可能挤压公共服务和必要投资空间，影响地方政府履职能力；同时也可能增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收入分配层面，财政支出结构若不够精准，可能削弱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作用，影响社会预期与消费信心。
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发展动能转换的阶段而言，财政既要托底民生、稳定预期，也要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止“低效扩张”累积成本。
对策——以制度化工具兼顾发展与约束，推动财政“提质增效”。
围绕地方债治理，林双林建议探索建立明确的债务上限，并逐步形成预算硬约束机制，通过可量化、可执行的规则抑制非理性举债冲动。
同时，可适度优化地方收入结构，增加地方税收份额，研究建立更稳定的地方税体系，如财产相关税种、与消费相关的税种等，以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与可持续性。
在支出责任方面，他主张适度减少地方支出责任、增加中央支出责任，尤其是与全国统筹更契合的领域，可由中央承担更大比例并加强统一管理，以提高制度公平性与运行效率。
在税制改革方面，林双林提出以更有利于发展和就业的制度安排激发活力：一方面，推动企业税负结构优化，发挥对投资与就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适时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以拓宽税基、增强调节能力。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可根据通胀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动态调整起征点与税率档次，优化最高税率结构，并减少繁多零碎的税收优惠，更多采用普惠式、透明化的政策工具，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可预期性。
对于困难群体支持，他建议优化补助体系，提高政策精准度与获得感，例如通过公共服务补贴、教育资助等方式，增强基本保障能力。
在国际经验借鉴方面，林双林以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治理为例指出，地方债务危机并非个案，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财政纪律与责任边界。
相关经验显示，在危机之后，通过健全地方税制、量入为出、设定债务上限、实行硬预算约束，并在中央层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完善破产处置框架等制度安排，有助于逐步缓解地方债务过高问题。
对中国而言，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结合国情推进制度化建设，既要防止风险无序积累，也要为高质量发展留出必要空间。
前景——财政改革将更强调统筹、安全与效率并重。
面向“十五五”，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有望更加突出三点：其一，围绕事权与财权关系优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更高水平的统筹；其二，围绕地方债治理建立更清晰的边界与规则，提高透明度、强化约束，推动地方发展回到“以产业与税源支撑财政”的轨道；其三，围绕税制与支出结构调整，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把更多资源用在促创新、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环节。
随着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地方财政运行的韧性与可持续性有望增强，经济治理的稳定器作用也将更为凸显。
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财政改革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如何在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财政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如何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既是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必要之举，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
这些改革建议为"十五五"时期财政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