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通用大模型等技术快速迭代，正重塑产业组织方式和公共服务供给；代表刘庆峰在两会建言中表示，新技术有望明显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但如果治理与制度供给跟不上，可能带来红利分配不均、公共安全与数据合规风险上升、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等问题。如何让技术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已成为需要系统作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从全球竞争格局看，大模型正成为科技竞争的关键高地，算力、算法、数据与应用生态相互牵引、紧密联动。我国有关产业发展迅速，但在底层能力与体系化协同上仍有短板：其一，关键环节对外部算力与生态的依赖仍偏高，国产算力占比不高且更多集中在推理环节，面向训练等高强度场景的供给能力与适配水平仍待提升；其二，围绕通用大模型的前沿交叉学科融合、跨底层架构的系统统筹，以及工程化落地与标准体系建设相对薄弱；其三，新技术对就业与公共治理带来冲击，在催生新岗位的同时，也加剧“岗位替代—技能错配—制度滞后”的阶段性矛盾，尤其在新就业形态规范、职业转换支持、社会保障衔接各上亟需完善。 （影响）一方面，如果核心能力与生态建设不足，关键行业推进规模化应用将面临成本、合规与可持续性压力，产业链安全与长期竞争力也可能受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就业治理与公共服务规则不健全，劳动市场可能出现“极化”，部分群体获得感下降，进而影响社会预期与创新活力。，司法、医疗、养老等领域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持续上升，公众期待更高效、更可及、更公平的公共服务供给。技术进步能否转化为民生改善，关键于能力建设、场景落地与治理框架同步推进。 （对策）围绕“自主可控与民生导向并重”，刘庆峰提出多项建议。 在核心能力建设上，他建议布局国家级人工智能重大专项，组织国家实验室、领军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围绕国产算力平台上的大模型关键技术与生态开展系统性建设，推动软硬件协同优化与应用迭代。同时，支持“量子计算赋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探索，以多路径技术储备应对算力、能耗与可解释性等瓶颈。 规模化应用与标准体系上，他建议完善央国企“人工智能+”专项行动配套政策，加快建立自主可控大模型央国企的标准体系、采购目录与考核机制，用更清晰的规则牵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推动国产方案在大规模场景中加速成熟。 在就业治理上，他认为应对“技术变革—岗位重构”的关键，是把能力建设与制度供给前置。建议以“全民素养提升与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主线，推动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调整，高等教育中加快“人工智能+X”交叉学科建设，提升人机协同时代所需的通用能力与专业能力。建议建立国家级就业风险监测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将“就业友好型”指标嵌入产业政策与财政资金评估，形成“发展与稳就业”协同的政策闭环；同时完善稳岗转岗公共支持与职业培训，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并加快适配“超级个体”“一人公司”等新就业形态的制度供给，推动跨部门协同，提升就业环境韧性。 在公共服务领域，他提出以更严格的合规要求与更开放的技术底座提升服务效能。在司法领域，建议建设开放可控的法院大模型应用平台，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建设，接入国内主流模型，形成自主可控、开放兼容、多元异构的大模型底座，并围绕裁判文书、庭审活动等数据，在脱敏合规前提下建设可公开的标准化数据集，为数字法院提质增效提供基础支撑。 在医疗、养老等领域，他建议建立基本公共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准入与监管体系，制定“家庭医生、健康助手”等产品准入标准，明确数据安全与算法准确性要求，规范研发与应用流程；同时推动将相关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拓展智能随访、健康咨询、风险评估等应用。针对罕见病诊疗痛点，建议设立“人工智能+罕见病”国家专项，贯通诊疗与研发关键环节，并开展全国性应用试点，提升“早筛查、早发现、早诊治”能力。此外，面对人口老龄化与老年听力损失等需求，他提出提升适老助残服务供给水平，以更普惠的产品与服务覆盖重点人群。 （前景）面向“十五五”，人工智能将从“点状创新”走向“系统重构”，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改善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关键在于三上协同：以自主可控夯实底座，以标准与场景牵引规模化落地，以制度创新缓解转型阵痛。只有打通“能力建设、应用落地、治理规则、民生导向”，才能更充分释放技术红利，让更多群体共享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