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大航海时代的繁荣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强国纷纷向海外扩张，建立贸易网络和殖民据点，积累原始资本。作为拥有悠久航海传统的北欧国家，丹麦同样希望这场全球商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丹麦的海洋雄心由来已久。作为维京人的主要居住地，丹麦在中世纪曾建立强大的卡尔马联盟，疆域包括现今的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等地。虽然1523年瑞典独立导致联盟瓦解，但丹麦仍保持欧洲大国地位。1616年，丹麦仿效荷兰和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贸易垄断特权。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国内与瑞典冲突不断，丹麦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激烈竞争中逐渐衰落，最终于1650年被迫关停。 转机出现在17世纪70年代。荷兰与法国陷入战争后，丹麦的内外环境随之改善。1674年，重建的丹麦东印度公司决定扩大业务范围，向中国、日本、越南等地拓展影响力。正是在此背景下，“福尔图那”号于当年晚些时候从哥本哈根启航，开始了历时数月的远洋航程。 这艘丹麦商船途中经停特兰奎巴和巴达维亚等地，于1676年7月抵达福州连江黄岐半岛的小埕。“福尔图那”号由丹麦人阿尔特威尔特率领，船上携带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五世致康熙皇帝的国书。信中称，中国皇帝的盛德与中华帝国的声名已传至欧洲北部，这也是丹麦希望与中国建立友谊的重要原因。克里斯钦五世表示，鉴于两国相距遥远，通航与通商是增进关系的现实途径，并请求康熙皇帝对丹麦商人予以庇护，使其顺利完成贸易并安全返国。 “福尔图那”号此行能够顺利展开，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的协助——荷兰人霍根胡克。他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早在十多年前便来华活动，主要在福州地区与中国官员接触，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在他的建议与帮助下，丹麦人最终选择福州作为首次来华的目的地。1663年，霍根胡克曾随荷兰使团领导人博尔特到访福州，参与荷兰与清政府就联合对付郑成功集团的谈判，这段经历也让他积累了贸易与外交上的经验。 1676年11月12日，福建地方最高官员康亲王杰书在福州设宴款待丹麦一行，显示出清政府对这次外交与商业活动的重视。尽管目前尚无康熙帝亲自阅读丹麦国王信函的明确记录，但丹麦人的商业目标得以实现：“福尔图那”号售出所载丹麦与印度货物，并购回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国书中提出的贸易诉求在事实上得到满足。该船在福州地区停留一年多，至1677年10月启程返欧。 这次航行的成功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丹麦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开启了中丹贸易的新阶段。其次，它折射出17世纪全球贸易体系的复杂运作：不同国家的商人与外交人员在合作与竞争中，逐步搭建起跨越欧亚的商业网络。再次，它也表明了清政府对外来贸易相对务实的态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处理对外交往时的灵活应对。
一艘远航而来的商船在福州海域停泊、交易、返航，看似只是海上贸易史中的一段插曲，却折射出当时世界加速联结的现实路径：竞争推动出海，制度保障落地，人才与信息打通通道；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意义不在于渲染传奇，而在于看清开放交流如何发生——往往从一次谨慎的试探、一次能够兑现的承诺起步，并在长期互利与规则积累中，逐渐沉淀为更稳固的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