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革命胜利后国家何去何从，“谁来代表、如何代表”成为分歧焦点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高涨之际，围绕革命道路以及革命后制度如何安排的争论不断升温；1868年前后，巴枯宁在致马克思的通信中曾以“学生”自称，表明两人一度保持理论交流并关注相近议题。但此后几年，双方在组织路线与国家观上的分歧迅速扩大，最终在第一国际内部公开对立。 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个人冲突，而是直指革命后治理的现实问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否仍需要国家机器？以及那些以工人利益名义行使权力的人，一旦成为“代表”甚至“统治者”，还能否保持工人阶级立场。巴枯宁将其概括为尖锐追问：革命者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还属于被压迫阶级吗？也就是说，工人领袖进入权力结构后，是否会与原有阶级基础拉开距离，甚至形成新的支配关系。
这场跨越三个世纪的理论争鸣启示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夺取权力的革命性，更在于权力运行中能否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该经典命题，依然需要执政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给出符合时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