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傅斯年写信给蔡元培，建议哲学门纳入理科。蔡元培采纳了这个建议，北大哲学门开始归入理科系列。到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负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此成立。他认为历史和语言属于科学范畴，而文学和哲学难以统一标准。因此，研究院里只有历史语言所，没有文学所和哲学所。这个分科思路持续了很久，一直到1989年，台湾“中研院”才设立了中国文哲研究所。 1921年，胡适受东南大学暑期学校邀请，主讲《研究国故的方法》，他提出了“历史的观念”、“疑古”、“系统条理”和“初学可读”四个阶段。第二年，他把这几个阶段浓缩为三条：“历史扩大”、“系统整理”和“比较印证”。这套方法的核心是把古书从专门殿堂中解放出来，让它们成为大众可以阅读的“新史料”。 1922年，东南大学在英语系的基础上设立了“西洋文学系”，由梅光迪担任主任，吴宓也加入进来。刚开学时，学生就被要求二选一：转系或者留级。结果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西洋文学。英语系主任张士一因此对梅光迪心生不满。一年后，两个系合并成外国语言文学系，楼光来接任主任，“西洋文学系”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1940年，朱家骅主导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计划增加“国学”科目。傅斯年写信强烈反对说：“民国元年严复废除经科并入文科，蔡元培也废除了存古学堂，都在避免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历史、语言等科目，如果再设立国学，如何划分界限？这不就相当于奖励冬烘头脑吗？”他呼吁朱家骅发动一场“反国学复活运动”，并提醒对方：“你在中山大学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影响很大，现在设立国学等于走回头路。” 1944年参政会上，梅光迪提出战后教育部应通知各大学增加东方语文系，并且把外国语文学系改称为西方文学系。1946年胡适回到北大执掌校务时采纳了陈寅恪的推荐，聘请留学德国十年的季羡林创建了北大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忆说：“我拿到德国学位只能当副教授，几年后就升为正教授兼系主任。” 1923年12月，《国学丛刊》刊登了顾实执笔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文件把治学心理分为“主观”和“客观”两面，并设置三个部门：科学部（负责整理古籍）、典籍部（用古籍整理古籍）和诗文部（衡量现代作品）。诗文部最引人注目——它要用古诗来衡量白话新文学，被视为一种消极抵抗的象征。北京大学方面迅速做出回应：白话已经实行了七年，再固守古诗的“成仁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了。南北学子心中对于经史传统产生了尖锐的对立——“疑”与“信”，最终导致东南大学国学院失败。 章太炎曾经为“国粹”划定界限：“不是尊崇孔教，只是爱惜汉种历史。”三个要素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当现代学科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取代了传统经史子集时，国学就被分割到文史哲三门中去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整体状态。 1946年胡适执掌北大校务时采纳了陈寅恪的推荐，聘请留学德国十年的季羡林创建了北大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忆说：“我拿到德国学位只能当副教授，几年后就升为正教授兼系主任。” 梅光迪远走美国后仍然念念不忘学科失衡问题。他在1944年参政会上提出战后教育部应通知各大学增加东方语文系，并把外国语文学系改称为西方文学系。 新文化运动过去一百年后，科学和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方向；白话新文学带来的语言工具革新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表达和价值观念。胡适受到杜威实验主义影响，以激进为路径；梅光迪等“学衡派”则借助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进行保守制衡。两者看似对立但在文明进步方面却殊途同归——在变革时代守护学术的多元张力。今天回顾这段百年拉锯战并不需要纠结谁对谁错；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不忘本来”，或许才是文化建设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