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想让大家更深入地探索中国的叙事理论从哪里来，怎么产生的。咱们现在搞学术研究越来越精细，这虽然好，但也让人眼光太狭窄，有些道理大家没讲通。最近大家又开始琢磨文学和史学这俩老学科到底是啥关系。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学科要是不打通关节，光自己在那儿死抠，肯定不行。回顾历史，中国搞学问的时候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家”的。过去文学和史学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一起搭起了一个大舞台。可是后来学科分细了，反倒让它们之间的路变窄了。特别是史学批评这块起步晚，一些跨学科的大问题就没能好好研究透。比如古代史学批评对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理论的作用，就像是“先行者”和“母体”，很值得好好挖掘。这层隔阂在“中国叙事学”的讨论中特别明显。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叙事学进来之后，咱们国内学者就开始琢磨怎么建个中国版的叙事学。大家老是盯着小说评点这类文学作品找灵感。但如果咱们眼光再放远一点看看史学那边就会发现，“叙事”这个概念最早其实是在史学里生根的。从《左传》、《史记》这些经典开始，到宋代学者把“叙事”当成一种重要的文体（虽然主要还是指史书），都说明“叙事”在中国传统里本质上是一种“不限体裁”的文体，根就在历史书里扎着。研究表明，古代史学批评讲的“叙事”，是以事为根本、以真实记录为目标的。这套想法深深影响了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界的叙事风格和现实主义精神。很多后来文学里用的术语和观念都能在史学批评里找到源头。比如小说讲究“实录”，其实是从史学和散文批评的“实录”理论传下来的。如果研究中国叙事学的起源时忽略了史学批评这个基础部分，那就很难看懂全貌了。 有人觉得中国叙事学的种子可能早在魏晋时期或者更早以前史学开始自觉的时候就种下了。这说明咱们总结中国叙事经验的时候不能脱离整体性的文史关系单打独斗。清朝有个叫章学诚的人写了本书叫《文史通义》，就是专门把文史关系捋清楚的经典例子。现在咱们谈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但道理还是相通的。这就要求搞文学的和搞史学的都得放下架子互相看看：搞文学的要去学学历史，理清楚理论的来龙去脉；搞历史的也得关注一下文学那边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了，咱们不是想把学科的界线弄得没了。文学和史学作为成熟的学科肯定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真正的融合是在充分理解对方基础上的对话合作。这能防止咱们因为看问题太片面而看不清全貌。这就需要学者有更宽的视野和更强的综合能力。面对中国叙事理论这种复杂的话题时，得把各方面的资源都利用起来才行。 打破学科壁垒、加强文史交叉研究不光是为了回归传统也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搞创新。现在咱们要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候推动文学和史学的深度交流特别重要。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协作才能更清楚地找到源头、更完整地呈现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人文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