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距离第十九个国际罕见病日还有两天,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罕见病多学科会诊中心内,38岁的刘亮(化名)坐在轮椅上接过基因检测报告单。
报告显示,他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
这份迟到30余年的诊断,为一个家庭漫长的求医历程画上句号,也将罕见病诊疗困境再次推至公众视野。
从幼年无法奔跑,到青年逐渐丧失行走能力,再到如今依靠轮椅出行,刘亮的病情呈进行性加重趋势。
30多年间,他辗转全国多家医院,病历累积成厚厚一沓。
医生曾怀疑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腓骨肌萎缩症等多种疾病,他接受过全外显子测序、MLPA基因检测、靶向三代测序等多项先进检测,结果却始终显示未见异常。
能做的检查都做了,这是家属听到最多的答复,也是最令人绝望的回应。
诊断困境的背后,是罕见病检测中的技术盲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玉英在详细分析病历后发现,刘亮的症状符合下运动神经元综合征特征,最可能是脊髓性肌萎缩症。
该病由SMN1基因突变导致,但人体内存在与之高度相似的SMN2基因,二者如同双胞胎般难以区分。
95%的患者表现为SMN1基因缺失,常规检测方法针对这一特征设计,能够快速识别。
然而刘亮属于那5%的特殊病例,其SMN1基因并未缺失,而是发生了纯合错义突变,基因结构完整但功能丧失。
常规技术难以从两个高度相似的基因中识别这一微小变异,导致多次检测均告失败。
2025年11月,在齐鲁医院罕见病综合服务中心救助项目支持下,刘亮接受了针对SMA致病基因的靶向三代测序。
这项技术绕过SMN2基因干扰,精准锁定SMN1基因,最终发现隐藏38年的致病突变。
今年2月26日,检测结果确认为SMN1基因纯合错义突变所致脊髓性肌萎缩症。
确诊为治疗打开窗口,但时间窗口已然狭窄。
目前针对该病的靶向药物可延缓疾病进展,但运动神经元一旦凋亡便无法再生。
研究显示,治疗效果与启动时间呈强相关,早期干预可使患者达到接近正常的运动功能。
刘亮确诊时已38岁,肌肉严重萎缩,运动神经元大量凋亡,药物只能维持现状,无法逆转病程。
不过,确诊的意义不止于此。
作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该诊断为家族遗传阻断提供了依据。
通过产前诊断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这个家庭的下一代有望彻底切断致病基因传递链条。
刘亮的遭遇并非孤例。
赵玉英介绍,罕见病单病种发病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患者总数超过2000万。
他们的求医之路往往充满艰辛,病史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辗转多家医院成为常态。
诊断困难首先源于疾病识别难度。
许多罕见病早期症状不典型,仅表现为乏力、发育迟缓等,容易被误诊为常见疾病。
其次是检测技术存在盲区。
不同罕见病需要不同检测方法,而基层医疗机构往往缺乏相应技术和经验。
此外,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完善也制约了诊断效率。
罕见病往往涉及多个系统,需要神经科、遗传科、影像科等多学科联合会诊,但这种机制在许多医疗机构尚未建立。
针对罕见病诊疗困境,医学界正在探索解决路径。
一方面,推动检测技术升级,开发能够识别复杂变异类型的精准检测方法。
另一方面,建立罕见病多学科诊疗中心,整合各科室资源,提高诊断效率。
同时,加强基层医生培训,提升罕见病识别能力,缩短患者从发病到确诊的时间。
此外,完善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将更多治疗药物纳入医保,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从“三十余年无名”到“终得其名”，刘亮的经历折射出罕见病诊疗在识别、检测与协作上的现实缺口，也提示改革的清晰方向：让更多患者少走弯路，关键不在于等待一次“幸运的命中”，而在于构建可复制的诊疗体系，把疑难病例更早纳入规范路径，把治疗窗口尽可能前移。
罕见病并非“少数人的事”，每一次缩短确诊时间、每一次提升可及性，都是对生命尊严与医疗公平的更坚实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