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那个从深山到稻田的故事，已经有七十多年了。我每次读到宋代释绍昙写的“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还有明代于谦的“烈火焚烧若等闲”，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产队那座冒着白烟的石灰窑。 那个时候，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块儿水田大概有120亩，一年能种两季水稻。那时候化肥特别少，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绿肥上。每到秋天晚稻收完了，除了留一点冬水田育秧外，剩下的田块全都撒上苕子这种绿肥。等到来年4月，苕子长得绿油油的，开满了紫色的小花，蜜蜂在上面飞来飞去。这时候就得引水灌田、耙地把苕子埋进土里，再撒一把石灰让它们快速腐烂。这动作像极了一首无声的诗，把庄稼人对丰收的渴望写得清清楚楚。 当时的农村最小的单位就是生产队，工分就是唯一的钱。男劳力一天记10分，女劳力记8分，老弱病残就看情况给分。每个月都要公布一次工分簿，到了年底按工分换粮食。一家老小的吃喝穿用度全都指望着这个。 烧一窑石灰可是个大工程。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忙这事儿。我父亲带了4名男劳力去1公里外的石灰冲矿山开矿。两个人一组抡着锤子转钎子，一天最多只能打3个2米深的炮眼。装药、点火、躲到洞里头去等着爆炸是常事。那时候炸石头很危险，有时候炸药没响会把人炸伤；有时候刚响过一声紧接着又响一声（这叫“二爆”），人瞬间就没了。炸出来的矿石还得用油茶树枝柄使劲敲成拳头那么大的块头，虎口经常被震裂。 把煤买回来也不容易。计划经济那会儿拉煤得先写申请大队公社区公所一层一层盖章才能去邻县国营煤矿买。我父亲经常跑两天也找不到车拉煤回来就很沮丧。车到了之后把煤卸在3里外的公路边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又得用粪箕把煤挑回晒谷坪里——一趟过风雨桥只能挑6趟来回。桥上笑声和喘息声混在一起就是最真实的劳动号子了。 踩泥做煤球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晒谷坪上挖点黄泥和煤泥掺上水，男的踩着女的捏着煤球落地成诗谁要是甩得太猛煤泥飞了一脸大家就会大笑起来劳动瞬间变成了狂欢。 装窑的时候全村都出动了像在唱大合唱一样。石灰窑选在村子边比较远的地方免得硫磺味呛人。大清早哨子一响男的装煤女的装煤一层煤饼一层矿石封顶盖泥——装窑必须在一天内完成谁也不敢耽误。 看火更是辛苦的接力赛四人轮着换着来添柴窑口温度极高两分钟就得换人用杉木枝把煤饼引着再烧上四五天白烟慢慢变稀生石灰就炼成了封窑冷却出窑——父亲他们的眼睛都红了血丝也不敢合眼。 封窑冷却三天之后就可以开窑了。队长安排我父亲带男劳力用钩耙把石灰和炭渣分开；老人妇女把生石灰挑进屋里摊开；主妇顺手抓一把放糖缸里做干燥剂。第二天女劳力挑水浇灰“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放鞭炮一样热气腾腾白雾在太阳下闪闪发亮炭渣垫在路边防泥泞筛好的灰留给老人孩子——粉尘飞扬乌烟瘴气成了日后尘肺病的隐患。 筛好的熟石灰用处可多了跟河沙黄泥搅成三合泥可以用来硬化育秧室水渠路面；调成石灰泥刷墙刷标语写“鼓足干劲”“以粮为纲”的大字写上几个月都不会掉；做“石灰印”木盒上刻了字往稻谷上一压就印出白印晚上守夜的人用这个防贼印坏了就搜仓偷粮的人很少能跑掉。 80年代联产承包后农机取代了锤子化肥遍地撒“杀青”和追肥的日子没了；农机翻田不再用石灰；矿山被灌木覆盖；石灰窑被填平盖了房子。茂密的树林里再也听不见炮声和铁锤的火花声——但那一窑窑白灰炼出来的清白观念却悄悄地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