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6年前后，全球产业链重组、贸易规则调整与地缘摩擦交织，外部需求与供给两端波动加大。因此，中国科技制造企业如何新周期中保持增长与竞争力，成为市场与产业共同关注的问题。 问题层面，当前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挑战呈现“长期化、系统化”特征：一是贸易壁垒与合规要求趋严，企业面临关税、认证、数据与环保等多维约束；二是国际竞争从单一产品比拼转向体系能力对抗，涵盖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与服务；三是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经营波动，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风险识别与区域协同能力。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谁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复制的产业优势，谁就能在新周期占据主动。 原因层面，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传统全球化分工正在被“安全、韧性、成本、效率”的综合权衡重塑。过去依靠“出口—渠道—品牌”的路径逐步见顶，单纯把产品运往海外的模式难以覆盖本地需求多样性，也难以应对政策、物流与服务体系的新要求。企业要想在海外形成稳定份额，必须从“贸易型输出”走向“经营型扎根”，在当地构建更完整的价值链条与服务闭环。同时，国内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关键阶段，技术创新需要更紧密地嵌入生产一线，推动质量、效率、成本与交付能力的系统优化，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影响层面，这个转变将带来三上效应：其一，全球化竞争门槛提高，企业不仅要“卖得出去”，更要“站得住、做得深”，对组织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其二，产业链韧性成为核心指标，供应链效率与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品牌信誉与市场份额；其三，人才结构加速升级，复合型技术人才、国际化经营人才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决定企业技术落地与区域运营的速度与质量。 对策层面，李东生提出以“战略引领、创新驱动、先进制造、全球经营”为核心思路，推动企业从全球化1.0、2.0向更深层次的全球化模式升级。具体而言，一是海外布局从“客场作战”转向“主场经营”，北美、拉美、欧洲、亚太、中东非等区域推动经营中心向经营实体转型，形成包含产品定义、产业配套、渠道与售后体系在内的完整运营能力。涉及的表述强调“在海外再造五个TCL”，其要义并非规模简单扩张，而是通过组织与能力重构，把国内成熟的业务与产业化能力在海外实现复制、迭代与本地化改造，提升对外部冲击的抵御力与对本地市场的响应速度。二是推动技术应用回归产业实用，强化技术投入与场景牵引，带动研发、制造、供应链、运营等全链条的效率提升与价值落地。围绕人才挑战，企业加大国际化研发协同与团队建设力度，通过跨区域研发合作提升关键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能力，以适应“技术加速—市场分化—交付提速”的新竞争节奏。 前景判断上，随着“十五五”开局带来的政策牵引、产业升级与需求扩容叠加，中国科技制造有望在未来五年迎来结构性突破窗口。一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善产业体系为企业提供了试错、迭代与规模化验证的土壤；另一方面，全球市场仍存在大量对高性价比、可靠交付与快速创新的现实需求。谁能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定的体系能力，谁就更可能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产业能力出海”、从“单点竞争”到“系统竞争”的跃升。与此同时，企业也需正视合规、文化差异、供应链安全与本地合作等问题，避免“重投入、轻运营”“重扩张、轻治理”，以稳健方式推进全球化深耕。
李东生的观点展现了中国科技制造企业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思考。"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产品输出到体系输出，这些转变反映了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面对全球经济变革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企业正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未来五年的关键发展期能否把握住，取决于企业如何在战略定力和灵活应变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