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刚刚重新掌握权力，他就想起了先祖成祖和仁宗亲征蒙古草原的辉煌历史。朱祁镇觉得，只有像他们一样亲自上阵，才能真正显示出自己的英明。身边的太监王振极力煽动朱祁镇亲征，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率领二十万大军前往大同。可是王振瞎指挥，导致军粮补给中断，水源被截断。结果，二十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队包围歼灭，朱祁镇本人也被也先俘虏。 也先趁机南下进攻京城，京城面临严重危机。此时兵部尚书邝埜随驾出征，兵部事务无人管理，于谦便被紧急任命为兵部尚书。他连夜调集各地援兵，打开九座城门犒赏将士，“社稷为重，君王为轻”的口号很快传遍了京营。也先围困京城八十天之久，箭射光了、粮草吃完了，眼看就要攻破城门时，于谦把亲王、勋戚和皇亲都拉到城头上督战。他命令守城士兵拼死抵抗后退者斩头，这让明军士气高昂。最终北京保住了安全，也先只好灰溜溜地向北撤退。于谦的威望因此超过了皇帝朱祁钰。 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病重不起。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趁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朱祁镇复辟帝位。按理来说于谦是迎回朱祁镇的功臣之一，可复辟后不久，朱祁镇便下旨将其斩首处决。原因并不复杂：第一，皇帝的私心大于国家公义；第二，夺门功臣的私怨比朝堂公道更锋利。 首先是皇帝的私心。于谦当年力保朱祁钰登基称帝，“社稷为重，君王为轻”的理念让朱祁镇觉得自己被架空了权力。在皇帝眼里江山可以与臣子共享共治，但功劳却只能独享；自己复辟的合法性一旦被于谦的光芒掩盖住，皇权就难以稳固。其次是夺门功臣的私怨。徐有贞与于谦早有嫌隙；“土木之变”时两人政见不合；石亨和曹吉祥则想借诛杀于谦立威。 这四个人联手把“国家柱石”四个字轻轻抹去变成“阴谋反贼”。结果就是一场原本应该是迎回先皇的仪式变成了杀害功臣的悲剧。 于谦死后北京百姓自发为其建立祠堂；“杭铁徐良”的民谣传唱了几百年；历史上像岳飞、斛律光还有裴行俭等历代重臣都遭遇了相似命运。原因很简单——皇帝需要的是“可控的功臣”，而不是“威望高于主子的国之干城”。 当皇帝的权威与大臣的功绩发生冲突时牺牲品往往就是那个不会低头的人。岳飞迎回二帝是忠君爱国；于谦拥立景帝也是忠君爱国；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让皇帝感到威胁那就同样会被折断脊梁骨。 从土木堡到夺门之变这场权力斗争背后暗流涌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直大臣为何总难善终：因为他们往往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低头向权力妥协。 景泰八年（1457年）发生的“夺门之变”改变了整个朝廷格局同时也给于谦这位正直大臣带来了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