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分公园"诱拍"乱象调查:伤害鸟类行为亟待法律与道德双约束

问题——“诱拍”从个别越界走向链条化、聚集化 随着观鸟拍鸟成为城市公园的新兴休闲方式,一些地点却出现背离自然观察初衷的做法:以剪去飞羽的鸽子等作为诱饵,引猛禽俯冲捕食;在枝头涂抹黏性食物或用金属丝固定饲料,吸引小型鸟类停留;播放鸟鸣或天敌叫声、拍打树木惊鸟,只为在短时间内获得“理想画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热点点位形成相对固定的聚集圈层,提前占位、分工配合、排挤他人,甚至在管理人员介入时出现阻拦行为,使生态问题叠加为公共秩序问题。

原因——器材与传播降低门槛,规则认知与伦理自觉未同步 “诱拍”抬头并非偶然。

一方面,摄影器材普及、社交平台传播加速,使“拍到罕见物种”“捕食瞬间”等画面更易获得关注与流量,部分人将“出片”与“效率”置于首位,忽视了野生动物观测的基本边界。

另一方面,城市野生鸟类活动空间与人类高频使用的公园空间高度叠合,热门点位可达性强、监管压力大,少数人的越界行为更易被模仿放大。

此外,一些公众对鸟类行为学、繁殖周期、迁徙规律缺乏了解,对“投喂无害”“适当引诱不算伤害”等误区辨识不足,导致规则虽在,但理解不深、敬畏不够。

影响——伤害个体、扰动种群,风险外溢至食物链与城市治理 从直接伤害看,固定食物、黏性饵料及不当器具可能造成鸟类口腔、食道等部位损伤,甚至引发死亡;以活体动物作诱饵,不仅对诱饵本身造成虐待,也可能将疾病、药物残留等风险带入食物链,增加动物疫病传播隐患。

从行为扰动看,长期依赖固定食源会削弱鸟类觅食能力与警觉性,改变活动节律,影响迁徙与繁殖成功率;在繁殖期播放鸟鸣、驱赶惊扰等行为,可能导致亲鸟离巢、雏鸟受损,影响局部种群稳定。

这类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短期不易被察觉,却可能在后续迁徙季或繁殖季集中显现。

同时,“诱拍”还会侵蚀公园公共性。

个别群体化占位与现场对抗,影响普通游客正常游园体验,增加执法与安保成本,容易引发冲突,损害城市公共空间秩序与治理形象。

更重要的是,一旦“越界换来收益”的预期被固化,守规者被边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共识将被削弱。

对策——依法治理与精细管理并重,形成“可执行、可监督、可共治”的闭环 治理“诱拍”,需要把生态保护、公共秩序与文明倡导一体推进。

首先,要明确底线并强化执行。

对投喂、诱引、惊扰等禁止性行为,应结合现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园管理规定,细化到可识别、可取证的行为清单,明确处罚与信用约束,提升违规成本。

对组织化、屡教不改、阻碍管理等情形,应依法从严处理,形成震慑。

其次,要提升公园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在鸟类活动集中、摄影人群聚集的点位,可探索分时分区管理、设置观察距离提示线、增设文明观鸟提示牌与巡护力量,完善视频巡查与现场取证流程,减少“管理真空”。

对繁殖季、迁徙季等敏感时段,可采取临时管控与静音提示等措施,降低人为干扰强度。

再次,要把公众教育做在前端。

观鸟拍鸟的核心是“不干预的观察”。

公园、社区、学校与自然教育机构可联合推出简明易懂的观鸟守则,围绕“保持距离、不投喂、不播放鸟鸣、不惊扰巢区、不使用活体诱饵”等关键点,解释其科学依据与生态后果。

鼓励摄影社群建立自律公约与黑名单机制,通过同行监督纠偏,减少从众模仿。

此外,还应畅通投诉举报与协同处置渠道。

建立“公园管理方—属地执法—志愿者巡护—科研机构”联动机制,对热点点位和高频问题形成数据化分析与针对性治理,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前景——把“出片热”引导为“守护热”,让自然记录回归本质 观鸟拍鸟本是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也是城市生态质量提升的一个侧面。

治理“诱拍”的目的,不是否定摄影本身,而是让记录回到尊重与克制:与其用人为手段“安排”画面,不如用耐心等待真实发生;与其以短期效果换取瞬间热度,不如以长期守护换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随着法治化治理更严、精细化管理更实、公众生态素养更高,城市公园完全可以在“可亲近”与“需敬畏”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观鸟拍鸟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的正向力量。

观鸟拍鸟本应是人类亲近自然、感受生命律动的方式,而非对野生动物的强制干预和利用。

镜头可以记录美,但不应成为伤害的工具。

只有将对自然的敬畏转化为行动自觉,守住人与野生动物之间那条必要的边界,才能让生态摄影回归其应有之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不仅关乎几只鸟的命运,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水准。